在15世纪中后期，西欧大多数国家进入了君主专制时期。各国君主纷纷独揽政权，停止召集议会，国家大事独断专行，西班牙也不例外。但是，近代早期的西班牙却又有自己的特点，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
    与西欧其它国家相比，在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地方贵族势力强大，但并不妨碍君主的专制统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西班牙的地理环境对这种状况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是欧非两个大陆的便捷通路，因此，腓尼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西哥特人、阿拉伯人等先后到达过西班牙，对其政治制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伊比利亚半岛三面环海，北有陡峭险峻的比利牛斯山脉与欧洲大陆相隔，使西班牙几乎处于孤立，西欧其它国家对它的影响相对减弱。更为突出的是，西班牙境内山脉众多，互相割裂，致使各个自然历史区域具有强烈的孤立性，封建地方贵族的势力也因而特别强大。
    其次，长达八个世纪的“再征服”运动使西班牙封建地方贵族的特权得到增强。在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上小国林立，不存在统一的西班牙。在对阿拉伯人的“再征服”运动中，贵族们一小块一小块地收复失地，使之成为独立的小王国，贵族的势力也由此得到加强。君主则大量封赏有军功的封建贵族，贵族的强大由大土地占有形式来保障。在16世纪初，西班牙有封号的大贵族达77人，其中公爵17人、侯爵16人、伯爵44人，①这些大贵族在西班牙社会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拥有巨额的经济收入，其中主要来源于地产。根据同时代人的记载，卡斯提尔的弗里亚斯、阿尔发等13个公爵的年收入在16世纪初为25000～60000杜卡之间，到1600 年则增加到50000～170000杜卡，平均增长了一倍多。13位公爵在16 世纪初总计年收入达565000杜卡，而13个侯爵总计年收入达330000杜卡，另外，卡斯提尔的34个伯爵和2个子爵总计年收入达414000杜卡。而在亚拉冈王国，20个有称号的贵族（5个公爵、3个侯爵、9个伯爵和3个子爵），地租收入达170000杜卡。②显而易见，巨大的经济收入使大贵族在国家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是西班牙君主专制制度的阶级基础。
    更次，西班牙的贵族享有免税的特权，以致参政意识逐渐淡漠。在“再征服”时期，地方贵族都曾积极参加议会，共商国事，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但自16世纪始，西班牙贵族免纳赋税，甚至连数量众多的小贵族也享有免税的特权。 据统计， 在1541年有贵族108358户（平民784578户），约占总人数13％的贵族免纳赋税。由于享受免缴赋税的特权，大贵族开始不大过问国事，甚至于基本上不参加议会。西班牙封建专制君主以不触动贵族利益为条件，换取了对其专制统治的支持。
    二
    在西欧君主专制国家中，城市是君主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贵族势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经济上则是专制君主的重要依靠。15～16世纪西班牙君主曾利用城市的力量与贵族势力抗衡，但城市最终并未成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基础。
    第一，西班牙城市的政治特色。西班牙的大多数城市是在“再征服”运动中形成的，既具有堡垒性质，又具有居民点的性质，这与由商品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城市不同，这些城市具有浓厚的政治特色。在形成过程中，它们从君主们的手中获取了许多的特权，其中一些城市取得了自治权。至16世纪初，一些城市仍拥有它们自己的“市政法规。”④
    第二，君主专制与城市相冲突。西班牙君主曾与城市结盟，联合对付桀骜不驯的大贵族。在15世纪末，卡斯提尔的城市建立了一个城市同盟（即圣埃尔曼达德），目的在于维护城市所享有的特权，以对抗大贵族的侵蚀，曾得到君主的支持。然而在政局稳定、国家统一以后，伊萨白拉和斐迪南为了专制统治的需要，即着手加强对城市的控制。查理一世执政后，对城市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取消城市的自治权，直接委派代表国王的行政官吏，强制城市贷款给君主，任意加派款项。查理的专制统治遭到了城市的激烈抵抗。1520年7月， 以托莱多城为首的十一个城市在阿维拉组成军事同盟，与专制王权进行直接的斗争，城市起义席卷了西班牙的中部和北部。⑤城市起义最后为专制君主所镇压，从此城市的自治权被完全剥夺，国王任命的市长具有监督、报告和干预的权力。⑥
    第三，城市不再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专制君主控制西班牙的城市以后，常把市长的职位保留给大贵族子弟，因而城市贵族同时是大地产主在西班牙司空见惯，例如在塞维利亚，阿科斯和梅迪纳·西多尼亚两大家族举足轻重，然而两大家族的地产收入在16世纪初则分别为25000杜卡和55000杜卡，⑦在16世纪末则达到80000杜卡和170000杜卡。⑧因此，西班牙的城市生活既受专制君主的干预， 又受到大贵族家族的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束缚，资产阶级成了专制制度的牺牲品。1600年马丁·冈萨雷斯·德塞洛里戈写道：“我们共和国已变得贫富绝对分明，没有办法使富人和穷人互相调整。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安逸懒散的富人、乞讨的穷人，但缺乏中间类型的人——富人和穷人都无法阻止他们追求由自然法所责成的有利可图的事业。”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