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大党相比较，其他各党的情况则截然不同。独立前成立的一些党派，有的长期共存于国大党组织之内，如社会党，直至独立后的1948年才分立出去；有的是作为某一教派的代表，如印度教大会党，穆斯林联盟；有的虽积极参加了民族运动，但力量十分弱小，如共产党，至1942年取得合法地位时仅有党员300人，所有这些党在反殖民统治斗争中表现殊异，作用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无论其组织、力量和影响均远逊于国大党。
    独立后印度政党的建立如雨后春笋，数量很多，并一直持续至今。如1989年普选时，有全国性政党8个，邦一级政党42个，另外还有251个业已登记、尚未被承认的党。在印度政坛，政党的分裂、合并以及再分裂、再合并，是政党政治的一大特色，连国大党也概莫能外。但反对党的分裂是如此频繁，如此难以保持统一，以致即使掌了权也会很快地丢掉。1977年普选后成立的德赛政府，1989年普选后成立的维·普·辛格政府，便都是十分明显的例子。而且，分裂的结果是党的数量日增，力量分散，使任何一个单独的党都无力与国大党抗衡。近年来地区性政党的增多，是印度政党政治的又一特色。尽管这些党的力量局限于各地区，但在与其他政党联合而形成一股更大的力量时，就可能成为其种平衡因素，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
    形成尼赫鲁一家主政的局面，则主要是与尼赫鲁家族的历史作用和他的人品有关。自1918年脱下律师长袍到1947年出任独立印度总理，尼赫鲁全身心地投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达30年之久。他是国大党青年一代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多次出任国大党主席之职，积极组织并参加了国大党领导的反英斗争，在运动中走遍全国城乡，深入偏远农村，了解农民，发动群众。他曾9次被捕，饱尝铁窗之苦达9年以上。同时，他的父亲、妻子都曾因参加不合作运动而身陷囹圄，他的母亲也曾因参加示威游行而惨遭毒打。所有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印度广大群众的心，尼赫鲁及其家人也因而受到人民的尊崇，在国大党内外都素享盛名。
    不仅如此，尼赫鲁还因其经历和所受的教育而显得思想灵活，具有进取精神，在政治上表现出聪明睿智。举例说来，尼赫鲁主张以发展重工业为基础实现印度的国家工业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尼赫鲁公开谴责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并表示深切同情和支持被侵略、被压迫各国人民及其斗争。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说明，必须从摆脱贫困、解决人民生活的基本问题入手，才能站稳脚跟而不会被赶走。“这不是一个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在印度，要是我们不能最终解决自己的基本问题——衣、食、住，不管我们自称资本家、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或别的什么人都没有意义。要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被赶走，有人就会出来并试图解决它们。”⑧
    国大党和尼赫鲁在印度政坛的这种地位，除上述的事实之外，还有一个无庸讳言的原因，那就是传统意识的影响。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它那岁月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世袭权的政治传统。古时的印度教徒服从一位世袭君主的统治，视其为某种意义上的神，“君权神授”，世代相袭。伊斯兰教徒同样服从王权，穆斯林的苏丹或帕德沙虽然并不自认为具有神性，但其臣民却承认世袭原则的神圣。英国殖民当局为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尤其是在1857年大起义后认可了这一传统，保留甚至扶植许多土邦王公作为附属藩王，世世代代统治他们各自的封建土邦。正如一位印度学者所说，“必须记住，印度的政治传统是远离民主的。”⑨
    当然，在近代社会思潮的冲击下，这种过时的政治传统受到了震动并被削弱了。但一种社会意识，特别是长期被奉若神明的传统思想意识，决不会在它赖以存在的政治制度覆灭后自行消亡，它们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留在人们脑海中，仍将在思想上、甚至在政治上产生影响，即是说可以在新的条件下以变换了的形式而再生。著名学者巴沙姆说得好，“在政治领域，所发生的事是有意识的试图以一种新的形式复活过去，并使印度的传统概念适合20世纪民主制的框架。”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个传统是印度历史遗产中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注释：
    ①参阅《印度宪法》（中文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
    ②资料来源：1—7届见《印度的政党》，密拉特，1982年版；8—9届见《印度的选举》，新德里，1991年版；10届见《今日印度》第3期。
    ③霍斯特·哈特曼：《印度的政党》第7页。
    ④⑨参阅比什奴·达特《甘地、尼赫鲁与挑战》、新德里，1979年，第48—49、219页。
    ⑤《印度的选举》第14—15页。
    ⑥资料来源：《印度展望》1991年9月、《印度的选举》。
    ⑦资料来源：《印度的政党》第20页。
    ⑧K·R·拉奥：《印度的社会主义——回顾与展望》，新德里，1982年，第9页。
    ⑩巴沙姆：《印度文化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