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其强大的阵容、独到的理论见解和一大批令人钦佩的学术成果而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不仅如此，它的影响早已超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限，成为国际史坛上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本文拟对该学派的重要理论贡献和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进行评析，以期引起国内史学界同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重要的理论贡献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着极为一致或近似的理论见解。这大概就是美国学者H·J·凯耶所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具有的“共同的理论传统。”①这种共同的理论传统使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形成了不同于其他任何历史学派的鲜明特色。
    1.“从底层向上看”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一个突出贡献是采取“从底层向上看”的方法（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具体说就是把劳动者看作是历史过程基本的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不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而且在政治和精神领域内都作为一支基本力量参与了整个历史过程的创造。研究底层的历史就是把重点从精英或统治阶级等大人物转移到普通劳动者，如中世纪的农民和工匠、近代的工人阶级的全部历史经历，再现由他们创造但却不能直接被他们自己书写的过去岁月。应该说，撰写人民史并非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发明。近代以来，英法两国都有写作人民史的优秀传统，格林与细米勒也都以“人民史学家”的称号享誉史坛。进入20世纪，写作普通人的历史又成为力倡新史学的法国史学家高擎的一面旗帜。不过，即使在法国，史学家对如何撰写人民史的看法也不一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或深受其影响的历史学家如勒费弗文和索布尔等人，他们的人民史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富有个性的普通群众在重大历史变革时代的斗争经历和思想变迁的历史。另一种就是年鉴学派的传统。他们虽然提倡重视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与思想，但却将其抽象地归结为精神状态史、大众物质文化史、生态史或历史生态学。他们注重长时段与结构分析、轻视甚至放弃对短时段历史现象的研究。故此，人类社会关系的政治领域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行动与斗争全然没有被作为历史现实的丰富而生动的基础。相反，惰性、无意识、自然与生态因素倒成为社会历史过程的最终决定力量。当然，年鉴学派对普通劳动者表面重视而实际轻视的作法，是由其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决定的，即他们没有真正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创造者，因此也就更谈不上把他们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或原动力了。在年鉴学派那里，普通群众只被当作一种消极、静态与潜在的力量和历史静态结构上的一个部件。用意大利学者C·金兹贝格的话说：“虽然下层阶级已不再被历史学家们所忽视，然而他们看来是被判定要仍旧保持沉默的。”②显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承的是格林、细米勒、勒费弗尔和索布尔的传统。不仅如此，他们还用自己的创造性工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种优秀传统。这是因为，在他们以前的人民史基本上都属于一种“底层的历史”，即只描述普遍劳动者的各种经历，却很少将其同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上层建筑的兴衰变迁联系起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反对那种用孤立和封闭的办法研究下层人民历史的作法，主张把普通劳动者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加以把握，并进一步将研究他们的物质与精神活动同考察整个社会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迁结合起来。这正是从底层“向上看”的真正含义，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人民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2、重视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
    强调从阶级关系和阶级对抗的角度研究各个劳动阶级本身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强调劳动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这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又一个突出特点。这既是“从底层向上看”方法的逻辑延伸，也是它在历史分析中的具体应用。他们提出要扩大“阶级”概念的内涵，主张用历史的和动态的观点对其加以研究。汤姆森说：“我们大大扩充了那些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学家所普遍使用的阶级概念——但这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出于某种理论上的‘无知’——它具有为马克思主义和正统的社会学否认的某种灵活性与不确定性。”③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赞成社会学家把阶级研究仅仅归结为阶层分析，也不同意他们脱离时间与社会关系而对阶级进行孤立的、静态的和非历史的考察。就象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阶级是一种社会的和文化的构造，人们不能抽象或孤立地给它下定义，应该考虑到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它的定义最终只有依靠时间的帮助作出——那就是，行动和反抗，变迁与冲突……阶级本身不是一件东西，它是一个发生。”④因此，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阶级既是一个历史范畴，一种发展过程，又是同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关系”。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在于正确认识和评价阶级斗争特别是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的历史作用，为了给社会关系与上层建筑兴衰变迁的根本原因提供最为深层和最有决定意义的科学解释。比如中世纪农民能否作为阶级存在并独立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封建社会的农民，马克思常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是封建专制度的基础，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具有保守、自私、狭隘、落后等缺点。因此他们不能象资产阶级那样成为反封建的一支革命力量。希尔顿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封建制度是土地所有者同受压迫的农民之间的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农民并没有俯首帖耳地接受封建主的剥削，他们是创造自己历史的积极力量。在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中，中世纪农民不仅获得了阶级的存在，而且还形成了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的阶级意识。封建制度不是静止不变的，它要接受阶级斗争的打击。由周期性农民起义不断加强的阶级斗争是中世纪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也是促使封建主义危机的主要原因。自然，重视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并不是阶级斗争决定论。因为各阶级的素质、阶级力量的对比，阶级斗争的规模、水平、形式、结果和作用等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环境，都是由特定历史条件决定和制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