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很少研究工人阶级本身（不是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以及产生劳工运动的经济和技术状况。”（26）霍氏调整了劳工史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使其由单纯地研究工人运动的制度组织状况转向考察工人阶级本身。即不局限在有组织的工人、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人，而是要考察工人阶级的全部经历。从而大大拓宽了劳工史研究的领域。此外，霍布斯鲍姆还对“生活标准”的讨论（即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标准在工业革命期间并且作为其结果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关于卫理公会和19世纪早期英国工人阶级革命潜力之间关系的讨论、关于在维多利亚时期工人贵族和社会稳定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论文《破坏机器的人们》（1952）是他把阶级分析的方法同从底层向上看的观点相结合进行历史研究的范例。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反对那种传统观点，即认为“早期的工人运动不知要做什么，象在实验室中的牲畜反抗电流一样，由于痛苦不堪而盲目和探索性地进行纯粹的反抗。”霍氏认为这种观点必然“掩盖了大量的历史……并且使前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斗争方面的任何真正研究成为不可能的。”为此，必须从思想认识上纠正对早期工人运动的偏见，从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工人阶级的各种反抗斗争。霍布斯鲍姆以阶级斗争分析的观点对破坏机器者的行为进行重新认识。他将这种行动分成两类。第一种与其说表达工人对机器的仇恨，无宁说它是在特殊环境中一种“对雇主施加压力的固定模式”。另一种只能被当作是工人阶级表达他们对工业革命产生的新机器特别是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敌意。工人不仅痛恨作为资本家财产的机器，而且对于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和工业化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也极端仇视。而且破坏机器也并非是完全无效的武器，它使资本家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工人的剥削。霍布斯鲍姆还探讨了工人贵族问题。工人阶级中是否存在一个精英阶层？这个阶层是否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工人贵族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上层，他们被资本家所收买，并付给他们一部分超额利润。霍氏认为应从几方面思考这一问题。如工作关系和工作状况，这个阶层同它上面和下面阶级的关系，这个阶层的一般生活状况，最重要的是工资水平和规律性。霍布斯鲍姆的劳工史研究开创了新社会史这个领域。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霍布斯鲍姆没有将自己的研究仅局限在近代的工人运动。他还将目光伸向另一个尚未开发的领域：原始反抗运动。研究原始反抗的历史，是霍氏探索工人运动问题的扩充和延伸。因为研究工人运动就要追溯它的历史，甚至要考察前工业化时期城乡劳动阶级的经历。特别是研究他们的斗争内容、形式、目标、少年与作用，并从比较中发现它们同近代工人运动的联系、相似点与不同点，从而获得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劳动者反抗斗争的全貌。
    汤姆森的研究重点是英国工人阶级形成问题。他的主要著作有：《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者到革命者》（纽约，1955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哈蒙德斯沃斯，1963年）、《辉格党与猎人》（哈蒙德斯沃斯，1975）、《理论的贫困》（伦敦，1978年）、《抗议与幸存》（哈蒙德斯沃斯，1980年）、《零的选择》（伦敦，1982年）等。其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下简称《形成》）一书是他的扛鼎之作。此书问世后，立刻轰动西方史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J·布鲁尔认为，“这本书影响之大，乃至一切历史学家若要写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史，无一可以避开该书的观点。”（27）
    《形成》一书探讨了1790年到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汤姆森说：“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人们对阶级的理解。”在该书的序言中，他首先从理论上叙述了他关于阶级和阶级意识的概念。他认为，阶级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静态结构与范畴，它不是一个“物”。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一种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在一定时期中由于共同的经历发展起来的关系，这一经历取决于人们天生或不自觉地加入的生产关系。阶级意识同样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是用文化表达这些经历的一种方式。这种意识既是特殊经历的产物。也受到“传统、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习惯方式”的影响。汤姆森坚持，完全意义上的阶级产生于冲突与斗争中、以共同的经历和意识为前提。它的形成“既是一个经济的、历史的事实，也是一个政治的、文化的事实。它不是工厂制度的自发产物，我们不应设想一个外部力量——如工业革命——作用于一堆无可名状、无以分辨的人类原料，结果将其变成一个全新的人种。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生产关系和工作条件的不断变化不是作用于原料，而是作用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他们被灌输了各种宗教，也创立了政治传统，工人阶级自我创造也被创造。”（28）可见，汤姆森的阶级形成理论是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社会生产关系、人的能动性、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同物质经济条件之间的一种辩证的双向作用。
    《形成》一书在结构上分为三部分。汤姆森没有从经济和技术变迁入手，继而探讨由物质环境引起的政治文化的发展。他首先考察了英国的民众传统，以期由此求得对工人阶级意识与斗争传统的解释。二是英国人的天赋权利。那么，18世纪流行的宗教异端、平民百姓对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基本权利不可剥夺的信念，为18世纪英国雅各宾派运动的兴起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
    当前，评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许对我国历史学今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作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坚持唯物史观，又反对机械唯物论所导致的历史分析中的简单化、模式化倾向；他们强调经济和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又反对非决定论或多元决定论；他们勇于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的长处，同时又自觉抵制那种使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趋势，保持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特色；他们赞同把模式或结构作为历史分析的工具、又指出模式或结构最终是要由人创造的改变的；他们十分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又不唯阶级斗争决定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些经验也许可以成为我国史学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