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反对基础——上层结构模式决定论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共同具有的第三个鲜明特色是反对基础——上层结构模式决定论。因为该模式极易演变成忽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反对唯物史观，他们吸收了葛兰西、卢卡奇等人的思想，对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等问题，作了不同于传统的解释。他们在把握物质条件作为社会发展原动力的基础上，力图冲破机械唯物论、把历史看作是一辩证发展进程，特别是存在与意识相互作用的过程。多布最早向经济决定论发起挑战。他认为，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解释历史时，他不想把事件抽象地分割成“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是决定性的，后者在历史因果关系中只是被决定的角色。这样的划分是“毫无意义”和“不真实的”。多布主张，精神因素象机械的发明和财产关系一样，也是历史的经验事实，它们象任何其他“事实”一样地进入历史过程中去。历史的“真实性”在于历史本身的整体性。⑤霍布斯鲍姆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并非历史发展的所有非经济现象都可以从特殊的经济现象中推演出来，某些个别的事件或时期并不能按照这类公式来确定。甚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严格的奠基者们也曾无休止地探讨过偶然性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例如普列汉诺夫）。”⑥而且，经济决定论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答历史现实的各种难题。如“有些社会虽然具有同样的物质基础，但它们的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其他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结构组成方式是极不相同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人们的世界观决定着他们的社会存在形式，而且至少象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一样，它同样是可以成立的。”⑦霍氏把经济决定论斥之为“经济还原主义”。他说，“我们姑且不谈马克思是否把文化排除在外这个问题。据我个人的看法，在他的真正的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是与经济还原主义相对立的。”⑧那么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说明历史运动的层次关系呢？关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特别是生产方式概念和作用重新认识。在经济决定论者那里，生产方式等同于经济和技术。换句话说，生产方式只具有物质的属性。与些相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主张生产方式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如多布把生产方式当作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汤姆森比多布走得更远。他认为社会生产关系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道德的综合构造。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样重视结构的作用。但他们所说的结构不同于布鲁代尔的长时段结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说的结构是社会生产关系，是一种能动的、发展的和辩证的体系。它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任何历史现象包括阶级斗争都要受到它的制约。正象霍布斯鲍姆说的：“应该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对历史发展的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进行分析必须从对于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分析着手，也就是说必须从下列诸点出发：（a）‘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马克思语）的技术形式和经济形式，即人适应自然并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方式；（b）劳动赖以得到转换、分配和收益的社会结构。”由此霍氏断言，“生产方式是第一位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生产力发展和剩余价值分配具有何种形式的结构，是决定社会进行可能的结构改革并在适当的时候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过渡的结构。它还决定上层建筑所可能有的结构的层次。总而言之，生产方式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也是认识历史运动的基础。”⑩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同社会生产方式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分析历史运动的两个中心环节。二者关系如何呢？对此，汤姆森说：“生产方式是马克思进行分析的中心论题。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男女生来就有的生产关系（这也是控制和服从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关系表现为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有时是均衡）。”（11）无疑，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是形成历史现象性质的深层基础。但前者的变化不是自发形成的。单纯的经济现象如技术、人口等方面的变化只能“改变了生产关系的平衡”，但这种“变革从来没有自发地重建或重组生产方式；它们或许把新的力量带入了历史舞台，改变了不同社会阶级之间权力和财富的平衡。但是，随之而来的权力关系、支配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总是斗争的结果。物质生活的变革决定了这一斗争的条件和它的一些特征，但是，特定的后果只能由斗争本身决定。就是说，历史变革的最后结局不是因为特定的基础必然产生相应的‘上层建筑’，而是因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是通过社会和文化生活来实现的。”（12）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所以如此强调生产关系与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是因为他们非常重视处于“基础”和“上层结构”中间环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能动作用。由于它们的存在与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才不象机械唯物论那样呆板，那样简单化和模式化，才显得无限生动与丰富。由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特别是希尔和汤姆森非常重视人与文化的作用，故此他们又被称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13）不过，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未由此陷入非决定论或多元决定论。虽然汤姆森说过，“阶级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文化’的结构：要在理论上强调一个方面对另一个方面具有优先的地位是不可能的……‘最后的’起作用的决定因素在文化中，也在经济形式中。”（14）但他这样说的目的在于“强调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强调上层建筑各个因素的相对独立以及这些关系只是最终由经济决定。”（15）
    研究领域与重要学术成果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体上都以研究本国的历史为主，并集中在中世纪到近代这段时期。他们每人都耕耘着不同的领域，归纳起来，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面：1.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2.封建主义与农民；3.英国17世纪革命；4.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工人运动。
    1.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多布和霍布斯鲍姆都对资本主义作过深入研究。不过，多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他的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进步》（伦敦，1925年）、《今日的马克思主义》（伦敦，1932年）、《1917年以来的苏联经济发展》（伦敦，1948年）、《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伦敦，1955年）、《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伦敦，1946年）等。其中《资本主义发展研究》是多布的代表作。发生在15—19世纪的世界性历史变迁是历史科学领域长期研究和论战的热门题目。多布这部著作挑起了旷日持久的至今尚未终结的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大讨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上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是基于市场机制作用下，商业和贸易的扩张，追逐私利和竞争，劳动的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所导致生产力的提高，资本的原始积累等因素。斯密以后，资产阶级学者们对这一问题倾注着经久不衰的热情。主要观点有两种。一种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起源说。此说的主要人表人物是马克斯·韦伯。他把理性原则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资本主义就是通过长期的和理性的资本主义进取心去追逐和扩大利润。因此，马克斯·韦伯通过宗教改革、新教的兴起，特别是清教和加尔文教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去发掘资本主义起源的秘密。第二种观点是贸易起源说，即为市场特别是远程贸易而生产刺激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伦尼持此论点。他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12世纪兴起的商人阶层，并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商业。他反对把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或清教牵扯在一起，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起源并不神秘，它来源于“一个贪婪的商人阶级——而不是在敬畏上帝的加尔文教徒中。”（16）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多布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特殊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即工资关系）。（17）那么如何解释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原因呢？多布把封建主义归结为一种在领主和农民之间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并将封建主义等同于封建农奴制。因此，他主张封建主义的危机在14世纪，但这不意味着封建制度的终结，那要等到17世纪革命。在14—17这两个多世纪中，封建生产关系日趋衰落，城市手工业中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自由土地所有者成长起来。在此，我们还得简要回顾一下本世纪40—50年代进行的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大讨论。大讨论是由保罗·斯威齐对多布《研究》一书的批评引发的。斯威齐提出的问题有：封建主义的性质与定义；封建制度瓦解的原因；从14—17世纪这200年间隔期的性质；资本主义起源和原始积累过程的类型。第一，斯威齐指责多布把封建制等同于农奴制，没有把封建制界定为一种“生产制度”，特别是作为一种“生产使用价值”的制度。第二，斯威齐批评多布反对把贸易的增长作为封建制度衰落的原因。他认为远程贸易是一种“创造力”，因为它在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旧封建制度旁边创造了一种为交换而生产的新制度，而且后者对前者的瓦解起了重要作用。第三，斯威齐对多布从14世纪危机到17世纪革命的间隔期提出质疑。由于多布把封建制等同于农奴制，而这时的农奴制实际上已经消失，可是多布仍认为此时是封建社会。斯威齐主张将这种过渡时期的生产制度看作是“前资本主义的商业生产”，其中的统治因素既非是封建的也非是资本主义的。”（18）第四，斯威齐认为多布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不准确。这一批评主要针对多布把资产阶级起源于生产者自身中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的革命性道路”的提法。多布针对斯威齐的批评作了反批评。其一，多布认为斯威齐把封建制度定义为“一种生产制度”主要基于交换关系的性质，而自己将其定义为“一种生产关系”是基于在生产者和领主间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其二，多布指出，斯威齐对封建主义的定义使他只用外部因素解释封建制度的衰落，例如远程贸易和东欧的再版农奴制。实际上，远程贸易的影响正是在那个地区强化了农奴制。其三，多布反问，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因素是什么，答案是封建生产关系。第四，多布认为，这个时期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基本力量是富裕农民或约曼农场主阶级。这个阶级从农民中产生。（19）在50年代，希尔顿、希尔和霍布斯鲍姆也都加入了这场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