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封建主义与农民
    希尔顿是专门从事封建社会与农民问题研究的著名专家。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国际上都有巨大影响。希尔顿著作颇丰，主要有：《14和15世纪部分兰开斯特郡地产的经济发展》（牛津，1947年）、《1381年的英国人民大起义》（伦敦，1950年，与人合著）、《中世纪社会：13世纪末的西米德兰斯》（剑桥，1966年）、《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的衰落》（伦敦，1969年）、《依附农民争得自由：中世纪农民运动和1381年农民起义》（伦敦，1973年）、《中世纪晚期的英国》（牛津，1975年）、《从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伦敦，1976年，主编的论文集）、《社会关系和思想：纪念希尔顿论文集》（剑桥，1983年）、《阶级冲突与封建主义的危机》（伦敦，1984年，论文集）等。封建主义传统上被当作是在领主与其附庸间存在的一种政治——军事或法律关系。这种观点导致中世纪史只研究政治、军事、法律制度或少数统治阶级，而完全忽视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等因素以及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最早向这种传统观点发起挑战的是马克·布洛克。他力图扩大封建主义的概念，并且从总体历史的角度研究欧洲的封建制度。希尔顿十分欣赏布洛克的方法。他从社会关系特别是领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关系的角度考察封建制度兴衰的历史。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原动力”不仅是领主最大限度地扩大他的地租收入，而且是领主和农民之间为地租而进行的斗争。与农奴受领主的剥削相比，领主和农奴之间的冲突更是早期中世纪社会发展的“动力”。（20）希尔顿把中世纪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6—10世纪是西欧封建化时期；（2）11—14世纪早期为封建制度发展和扩张时期；（3）14—15世纪是封建制度危机和复苏时期， 并且是欧洲发展新时期的开端。希尔顿指出，中世纪早期的农民运动大多数“在地理上集中并且规模有限”，它们一般是单个的村庄企图与其隶属的个别领主建立起大致平衡的关系。它们的目的不是重建或放弃这种关系。这些运动的最大收获是保卫了城市公社已经取得的自治和自我管理的形式。在那些获得自治的地方，几乎总是处在比较富裕村民的领导下。希尔顿还注意到村社共同体的凝聚力。他很重视农民村社和农民内部关系的结构。村社共同体不仅是农民日常物质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是农民与领主斗争中——从抵抗到造反——的一个重要变量。（21）中世纪晚期的农民运动一般是大规模的起义或造反。包括许多村庄在内的整个地区都加入到斗争中。斗争的目标是要推翻现有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希尔顿认为，这种变化是由于中世纪社会的一系列发展所致，如国家权力和司法权的增长，交通和贸易的扩大等。中世纪晚期的农民运动从连续不断的村社一级抵抗到大规模的起义，完全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不仅如此，阶级斗争还加速了封建主义的危机。在希尔顿看来，社会秩序的危机本质上是封建社会两个主要阶级的关系的危机。封建主义的危机在人口锐减以前就开始了，并且在人口锐减期间及以后仍然持续着。因此，中世纪晚期作为阶级斗争的农民运动实际上是“封建主义危机”的决定力量。（22）
    3、英国17世纪革命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只有希尔是研究英国革命问题的。希尔勤于笔耕，著作甚丰。主要有：《英国革命，1640》（伦敦，1955年）、《教会的经济问题：从惠特吉夫特大主教到长期国会》（牛津，1965年）、《清教主义与革命：17世纪英国革命解释的研究》（伦敦，1958年）、《革命的世纪，1603—1714》（爱丁堡，1961年）、《英国革命前的社会和清教主义》（伦敦，1964年）、《英国革命的精神起源》（牛津，1965年）、《从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不列颠1530—1780年的社会经济史》（哈蒙德斯沃斯，1969年）、《17世纪英格兰的反基督教者》（牛津，1971年）、《颠倒过来的世界：英国革命时期的激进思想》（哈蒙德斯沃斯，1975年）、《弥尔顿与英国革命》（哈蒙德斯沃斯，1979年）。希尔遇到的头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英国17世纪革命的性质。S·R·加丁纳认为，英国内战是一场立宪的、政治的或宗教的冲突，是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这就把英国革命研究仅局限在狭隘的政治史领域。R·H·托尼主张，17世纪革命不仅是立宪原则与不同的自由观的冲突，而且也是物质利益的斗争，从而拓宽了17世纪史研究的范围。马克思把英国17世纪革命作为近代第一个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莫尔顿和原苏联历史学家也都持有类似的观点。希尔的独到之处在于，除了承认“英国1640—1660年的革命是一场象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那样伟大的社会运动”外，还进一步指出它是一场“社会革命”，（23）这就是说，它不单是政治的、经济的或宗教的，它还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正如希尔所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研究拓宽到包括社会的全部活动。象一场革命这样如此复杂的任何事件都要从总体上观察。无数男女被宗教的和政治的观点以及经济需要吸引到政治运动之中”，“革命包括着社会生活和行动的全部方面。”（24）希尔的另一个观点是，英国革命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说它是一场“由资产阶级进行的或自觉促成的”革命，而是指“这场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革命的国家开辟了道路。”（25）那么谁是革命的主力军呢？希尔通过对革命前英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位于社会上层的是贵族、乡绅和富有的商人阶级，特别是伦敦的大商人。在他们之下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商人家族，希尔把他们称作“中产阶级”，他们由多数商人、富裕工匠、自由农民（约曼）和富有的佃农组成。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无产者，他们依靠工资收入或赈济生存。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众共同组成“普通人”。希尔认为，正是中产阶级才是英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他们并没有发动内战，也没有意识到它将导致一种有助于资本主义更快发展的社会秩序，但他们将那场斗争转变成为革命。支持国会反对国王及其支持者的中产阶级的行动并不是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被特有的观念和价值推动的。这种观念和价值来自于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的阶级经历——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等。（26）希尔认为，英国革命是“普通人”的革命，然而历史学家对他们却所知甚少。希尔承认思想和文化在阶级斗争分析里的中心地位。他虽然赞成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但没有把历史简化到“基础”决定论。
    4、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工人运动
    霍布斯鲍姆长于工人运动史。主要著作有：《劳工的转折点，1880—1890》（伦敦，1948年，编著）、《原始造反》（曼彻斯特，1959年）、《劳动的人：劳工史研究》（伦敦，1964年）、《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伦敦，1964年）、《斯温上尉：1830年大不列颠农村暴动的社会史》（伦敦，1969年）、《工业与帝国》（哈蒙德斯沃斯，1969年）、《革命者：当代论文集》（伦敦，1973年）、《革命的年代》（伦敦，1977年）、《匪盗》（《纽约，1981年，重印版），19世纪时，韦伯夫妇和哈蒙德夫妇就在从事劳工史研究。不过，他们只侧重于制度和组织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