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问题”是“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及其各继承国之间的对抗而在东南欧引起的各种问题的总称”①。简言之，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②？它形成于18世纪末，贯穿整个19世纪。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是继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东方问题”的又一次高潮。此次危机形式多样，内容繁杂：有巴尔干斯拉夫人反抗土耳其素丹政府的民族起义，有俄士战争，还有大国对土耳其遗产的争夺及由此引起的分歧与冲突。其中，英俄之争是主要矛盾，并成为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迪士累利是此间英国的首相，他的近东政策支配着英国的外交方针，并对危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以近东对英俄两国的特殊意义为起点，以英俄之争为主线，就危机期间迪士累利的近东政策进行初步探讨，以期说明英国外交的实质。
    一
    本杰明·迪士累利（1804—1881年）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保守党领袖，“不列颠帝国主义之父”③。他出身于一个改信新教的犹太商人家庭。1837年，当选为保守党议员，开始涉足政界。之后，曾三次出任财政大臣，两度出任首相。1874年，当他受命组阁时，已经风烛残年。然而，在其任内仍政绩卓着，尤其是在近东的外交舞台上，为英国立下汗马功劳，深得维多利亚女王的赏识，也为英国资产阶级称颂备至。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名相，他是靠鼓吹、执行和悍卫英国的殖民政策而起家的。早在1852年，迪士累利还认为殖民地是挂在英国“脖子上的磨盘”④。但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进行，他的看法有了全新的转变，开始以巩固不列颠殖民帝国为其从政的最高理想，并在此诱人的口号下赢得贵族地主、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本家的支持，进而登上权力之巅。
    在迪士累利看来，近东是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核心部分。它不仅为英国提供重要的经济来源，而且也是英国保卫海外殖民地的天然屏障，对英国建立世界霸权举足轻重。因此就任首相后，他格外“关注东方”⑤，把巩固对殖民地的控制、扩大英国的领地和加强英国在近东的影响作为保守党内阁外交的主要目标，并为此作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
    1875年，土耳其的属国埃及陷于财政危机，拟出售其拥有的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全部股票。迪士累利凭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意识到，这是英国左右近东事务的天赐良机。于是，他打破英国传统的惯例，在没有经过议会批准的情况下，直接以内阁的名义，凭借他与友人的私人关系，向陆士甲尔银行借款400万镑⑥， 并迅速地敲定了这笔交易。从此，运河大权落入迪士累利手中。英国朝野为之欢呼，甚至连对保守党的政策总是持否定态度的《每日新闻》，都称此举为“大胆的、适时的行动”⑦。
    1876年初，迪士累利又把“印度女皇”的桂冠戴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头上，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女王欢喜之余封他为贝肯思菲尔德伯爵。
    这样，作为连续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君士坦丁堡及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就成为英国首相争取的下一个具体目标。而恰在这时发生的近东危机又为他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可能，并使他有机会充当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俄国的克星。
    俄国深居大陆，争夺水域和出海口是其建立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的基础。早在彼得一世执政时，就制定了一项从北冰洋至太平洋的具有世界性侵略体制意味的大俄罗斯帝国计划。18世纪初期的北方大战，解决了北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问题，但南部黑海出海口一直久攻不下。因此，彼得一世之后的历代沙皇，都奉行“南进政策”。他们把海峡视为“俄国家园的钥匙”⑧，把君士坦丁堡视为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的第三都城，名之曰：“沙皇格勒”，以志南进的决心。
    与英国一样，近东对俄国的意义也不止一端。如果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它就能控制自己南部海上贸易的唯一通道，排除来自南部的军事威胁，并且还可以获得一张要挟英国地中海航线及其海外殖民地的王牌。正如俄国将军奥布鲁契夫在一份备忘录中所述：“印度是英国主要关心的，而博斯普鲁斯对于它之所以重要，只是遇必要时作为进攻我们无屏障的南方海岸的手段”，“我们的主要关心是在博斯普鲁斯，进攻印度的可能性之所以重要，只是作为一种赢得英国对我们感到极为重要的海峡问题作出让步的手段。”⑨
    可见，近东是英俄外交目标的交汇点。因此，阻止俄国在近东的任何图谋，成为英国政治的传统⑩。这就注定英俄两国在危机中会有一场尖锐的冲突和激烈的角逐。
    二
    以俄土战争（1877年4月——1878年3月）为界，战前是英俄和平外交斗争阶段。斗争围绕着土耳其的改革与自治问题而展开。英国力主改革，俄国力争自治。
    改革的目的，是要保持土耳其的“独立和完整”。在外部，阻止列强插手土耳其事务；在内部，平息巴尔干斯拉夫人起义，使“病夫”能够在苟延残喘的情况下，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中。此外，英国统治者担心巴尔干斯拉夫人自治，会唤起爱尔兰人的独立意识。所以，出于内政的考虑，迪士累利也不愿改善巴尔干斯拉夫人的处境。他说过，如果允许巴尔干斯拉夫人自治，“爱尔兰的自治会变得不那么荒谬了”（11）。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一直在土耳其占居优势，这是迪士累利改革方案的依据所在。
    自治的动机，是要使巴尔干斯拉夫人摆脱土耳其政府的控制，获得“解放”。然后建立俄国的属国，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从18世纪初期开始，俄国为了实现此项宿愿，常常以“解放者”的身份与土耳其干戈相见，赢得巴尔干斯拉夫人的好感。加之，巴尔干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人既是同族，又都信奉基督教，并同属于希腊正教派，这是俄国自治方案的依据所在。
    对英俄两国来说，土耳其的“独立和完整”是前者保证自己近东利益的理想方式，而巴尔干斯拉夫人的“自治与解放”则成为后者操纵土耳其的最佳途径。
    拒绝柏林备忘录，是英国坚持改革、反对自治的最初尝试，也是危机爆发之后，英俄之间的第一次公开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