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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累利与1875—1878年近东危机中的英俄之争(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月刊》 徐奉臻 参加讨论

《圣斯特法诺和约》的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波、黑两省自治;(二)俄国占领亚美尼亚的阿尔达汉、卡尔斯等地;(三)建立一个多瑙河至爱琴海、黑海至欧里德湖的大保加利亚,并且由俄军占领两年(25)。如果该和约能如期兑现,将使俄国在土耳其的势力无限膨胀,它不仅可以通过占有大保加利亚,从欧洲一侧钳制海峡,威胁英国在东部地中海的航线,而且还可以通过拥有亚美尼亚,得到一条去印度的通道,从北部封锁亚洲土耳其。这无疑触动了迪士累利最敏感的神经。而波、黑两省自治,又将使它们置于俄国的影响之下,这也是英国外交所忌讳的。因此,迪士累利信誓旦旦,坚决要求修改《圣斯特法诺和约》,并且不惜为此付诸战争。
    为了为最后对俄战争扫清道路,并赢得这场战争,迪士累利开始筹建包括意大利、希腊、奥匈帝国、法国和英国在内的“地中海联盟”,并着手调整保守党政府。建立“地中海联盟”的意义,在于保证英俄交恶时地中海的安全。由于英国内阁在此问题上意见不一,加上意大利政府担心被英国拖入战争而对之予以明确回绝(26),这项计划没有实现。调整保守党政府的目的,在于清除内阁中的“主和派”大臣。1878年3月底,德比及其追随者殖民事务大臣坎纳冯最终辞职。 英国内阁变成了青一色的“主战派”。从危机开始一直游移于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的索尔兹伯里,继任德比的职务。他一上任就向俄国示威:“英国希望和平,但也做战争准备,并且正在采取每一项必要的防御措施。”(27)这与迪士累利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召开之前的好战演说异曲同工。因此,德比的辞职,被看作是英国发动“战争的征兆”(28)。
    随着迪士累利紧锣密鼓的战争准备,奥匈帝国也跃跃欲试,企图通过修改《圣斯特法诺和约》,实现自己对波、黑两省的领土要求。俄国非常孤立。这使俄国统治者意识到,要保全《圣斯特法诺和约》,只有不惜与一个欧洲集团开战才有可能(29)。特别是哥尔查科夫,他的政治生涯是从1856年开始的,他对当时俄国在近东单独行动的危险犹有余悸。因此,他愿意通过一次国际会议来阻止俄国再战,并试图以妥协的方式争取最小的损失。柏林会议就是在此形势下召开的。
    
    柏林会议(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召开前,英俄双方就大保加利亚和亚美尼亚问题展开激烈外交斗争。英国首相先发制人,做了充分的外交准备。
    第一项准备是提出英国出席会议的基本条件。迪士累利声称,会议必须讨论和约的全部条款,否则英国将拒绝参加(30)。俄国最担心在柏林会议上陷入为大保加利亚和亚美尼亚进行辩护的困境,所以只同意将涉及全欧利益的条款交由会议讨论,而拒绝英国提出的条件。哥尔查科夫甚至认为,英国代表出席会议与否无关紧要,只要其它大国对会议给予支持就足够了,英国缺席正是孤立它的好机会。遗憾的是,俄国并没有得到其它大国的支持,哥尔查科夫的设想最终变成了幻想,迪士累利赢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第二项准备是与俄、土、奥三国进行三角平行谈判。先后于1878年5月30日、6月4日、6月6日签订了《俄英关于修改〈圣斯特法诺和约〉的协议》、《英土反俄防御同盟条约》、英奥协议。
    在英奥协议中,双方达成默契。英国赞同奥国对波、黑两省的领土要求,奥国支持英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不允许俄国把保加利亚领土扩大到巴尔干山脉以南,俄国占领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在秘密缔结的俄英协议中,英国以同意俄国占领卡尔斯、巴统、比萨拉比亚为条件,换取俄国对大保加利亚计划的放弃。
    而在英土条约中,英国则向土耳其许诺:“如果巴统、阿尔达汉、卡尔斯或其中的任何一个地方落入俄国手中……英国保证以武力帮助素丹……为了向英国提供保证能履行其义务所需要的条件,素丹陛下同意由英国占领并管理塞浦路斯岛。”条约的附件还规定:“倘若俄国将卡尔斯以及它在亚美尼亚获得的其它地方归还土耳其,那么英国当立即撤出塞浦路斯岛,并宣告整个条约立即失效。”(31)
    比较上述三项协议,不难发现它们前后矛盾,伪善之极。尤其是英土条约及其附件,堪称外交欺诈的典型。因为在俄英密约中,英国已经确认俄国对卡尔斯等地的占领,故而也就不存在俄国把它们归还给土耳其的可能,所谓俄国的威胁和对俄国的防御,只不过是迪士累利用以占领塞浦路斯岛的借口而已。这样,英国首相在会议召开前,就已经勾勒出解决近东危机的基本方案,这注定他在柏林会议上成为瓜分土耳其的总导演。
    柏林会议的结果,是以上述三项协定为蓝本,用《柏林条约》修改了《圣斯特法诺和约》。其中,奥国夺去波、黑两省,英国得到塞浦路斯岛,俄国拥有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但保加利亚版图被局限于巴尔干山脉以北,使俄国的大保加利亚计划破产。亚历山大二世和哥尔查科夫都承认,《柏林条约》是他们政治生涯中“最暗淡的一页”(32)。
    纵观危机的全过程,迪士累利在1875——1878年的近东舞台上纵横捭阖,表演了精彩的“外交蛋舞”(33)。他以削弱对手俄国为宗旨,以牺牲病夫土耳其为代价,弹性地调整英国的近东政策;以咄咄逼人之势,迫使俄国吐出大部分胜利果实,为英国赢得“满意的政治利益”(34)。
    柏林会议后,英国占领了塞浦路斯岛。该岛是地中海的东大门,“小亚细亚的钥匙”(35),对英国建立地中海霸权至关重要。对此,迪士累利非常得意,他把这项不费一枪一卒的外交杰作称之为“光荣的和平”。女王为此授予他嘉德勋章。关于海峡问题,《柏林条约》保留了1871年《伦敦海峡公约》中禁止外国军舰通过的制度。事实上,会议结束后英国就控制了海峡,成为土耳其京城的真正主人。
    值得注意的是,迪士累利的胜利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柏林条约》只是暂时调解了英俄之争,“东方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日后列强的种种纷争大都溯源于此。而且,外交的成功,不能取代经济的衰退。对国内事务的长期忽略,使迪士累利在1880年的大选中,败给政敌格莱斯顿。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一大缺陷,并为以后的英国统治者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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