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备忘录订立于1876年5月，又称俄、德、奥三国“关于巴尔干事件的备忘录”。其基本精神是以改善基督徒的现状为条件，保持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完整（12）。这里的“改善基督徒的现状”其实是巴尔干斯拉夫人自治的前奏，与迪士累利的对土政策相悖。因此，他拒绝接受该备忘录，并且通过两方面的外交努力来阻止、削弱它在君士坦丁堡产生影响。
    首先，迪士累利明确表示，英国“不打算强迫土耳其接受备忘录”（13），这对土耳其是一种变相的鼓励。之后，他又派舰队到贝西克湾，用军事示威来加强外交抗议。此举的实质恰如英国女王所说，是“英俄争霸世界的问题”（14）。但它却造成英国帮助土耳其的假象，使其对英国更加抱有幻想。也正是仰仗英国的支持，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的土耳其才敢拒绝接受柏林备忘录。
    其次，设立了一个英俄结盟骗局。迪士累利确信，如果俄国看到它从与英国的协议中得到的东西，比它从与德、奥两国达成的协议中得到的东西更多的话，俄国就能从备忘录中分离出来，备忘录就不会送交君士坦丁堡（15），故而也就不会对土耳其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他利用了俄国的自治图谋，于1876年6月先后两次向俄国挥舞“橄榄枝”。6月9日，首相告诉俄国驻英大使舒瓦洛夫，英国不是不信任俄国，如果圣彼得堡直接向英国提出它所希望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通过德奥驻英大使为媒介，那么英俄之间就能达成单独协议。第二天，迪士累利又心口不一地向舒瓦洛夫保证：只要俄国不威胁阿富汗，英国就信任它的对土政策。如果基督徒胜利了，英俄两国只需承认既成事实；如果土耳其政府胜利了，并建立了新的暴政，欧洲列强就将以人道的名义进行干涉（16）。
    上述倡议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改革还是自治，而在于俄国是否与德、奥两国采取共同行动上。如果俄国明智，从共同行动中撤出来，英国就将支持俄国的自治方案。如前所述，俄国的自治方案与英国的改革方案水火难容，是英俄之争的症结。这注定迪士累利的结盟主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事实上，一当英国首相确信，柏林备忘录已不再成为麻烦时，它就不再与俄国“调情”了。俄国首相兼外长的哥尔查科夫也最终明白，“迪士累利的唯一目的是向俄国许诺与它结盟”（17）。
    君士坦丁堡会议是英俄和平外交斗争的高潮。该会召开于1876年末，是在塞尔维亚起义被土耳其镇压后，欧洲列强就和平解决近东危机所做的一次共同努力。英国、俄国及土耳其政府都派代表出席会议。不过俄国出席会议的意图是逼迫土耳其政府让步，允许巴尔干斯拉夫人自治；而英国则把此次会议看作是推销其改革方案的最后机会。为了加强在会议上的外交地位，迪士累利于11月9日在伦敦市政厅发表了好战演说，大意是：英国奉行和平政策，但同时也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一旦为正义而战，就要战斗到底，直至伸张正义为止！两天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破天荒地出现在莫斯科公众面前，做了针锋相对的好战声明（18）。与此同时，双方都做了相应的军事准备，英俄关系日趋紧张。
    由于俄国代表的多方努力，在君士坦丁堡会议的预备会上，列强代表达成如下协议：参加起义的三个省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保加利亚自治（19）。迪士累利的计划遭到失败。当时出席会议的英国代表是英国驻土大使埃利奥特和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后者出于基督教意识的考虑，认为首相所倡导的改革方案及其所坚持的维护土耳其的“独立和完整”的政策是下错了赌注，因而对上述自治协议予以支持，使其能够顺利通过。于是，迪士累利就越过这位印度事务大臣，从伦敦直接遥控埃利奥特：抓住亚历山大二世企图破坏近东均势的时机，直接或间接地激起土耳其的反俄信心。在埃利奥特的指使下，土耳其素丹以颁布新宪法、实行改革为名，否定了体现俄国意愿的自治方案，使君士坦丁堡会议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下草草收场。
    君士坦丁堡会议解散后，俄国统治集团内部泛斯拉夫派立即占了上风。很多人认识到使用武力的必要性。正如俄国外交部高级顾问若米尼所说：“没有不可抵抗的军力作后盾，土耳其人什么也不肯答应。”（20）基于上述认识，俄国开始加紧筹划蓄谋已久的对土战争，危机进一步激化。英俄和平外交斗争结束，列强开始对土耳其进行公开掠夺。
    三
    俄土战争爆发后，英俄之争不断升级，濒临战争边缘。双方斗争的焦点已不再是过去的改革与自治问题，而是争夺土耳其遗产的继承权问题。
    战初，英国首相表示中立，但同时向俄国发出照会，阐明英国中立的三项条件：俄国不占领埃及、不封锁苏伊士运河；俄国不夺取君士坦丁堡、不改变海峡现状；俄国不向波斯湾推进（21）。同时声称，如果俄国违背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将使英国进入战争”（22）。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迪士累利曾四次重申上述照会的主要精神，说明该照会是英国近东利益的集中体现，也说明英国的“中立”是一个相对概念。迪士累利能保持中立多久，依赖于土耳其抵制俄国的程度和战争本身的进程，也依赖于英国内阁力量的对比变化。
    在整个危机中，特别是俄土战争揭幕后，迪士累利内阁存在严重分歧。依其政见的不同可划分为三派：
    （一）以首相为主的“主战派”，亦称“主张采取有力行动者”。该派强调用强硬手段阻止俄军南下，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英国在近东的利益。
    （二）以外交大臣德比为首的“主和派”，亦称“消极主义者”。在对俄关系问题上，该派主张英俄协调合作，反对首相的任何过激言行。考虑到德比家族的声望，以及德比本人在有“大选的晴雨表”（23）之称的兰开夏等地的影响，迪士累利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有意迁就德比，抑制自己的敌俄情绪。他的多次黩武行为也都在德比的阻挠之下归于夭折。
    （三）以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为代表的中间派。他既想控制首相的仇俄感情，又蔑视德比的亲俄行为。不过，在危机的初期，他倾向于英俄合作。后来逐渐左转，强调对俄斗争的必要性。因此，迪士累利认为他是可以争取的力量。1876年末，首相避开外交部，任命索尔兹伯里为全权代表出席君士坦丁堡会议，这是他们接近的开始。随着危机的急转直下，他们之间的分歧日益弥合，索尔兹伯里最终成为迪士累利的得力助手。
    1877年12月10日，俄军攻陷普勒夫纳，逼近保加利亚首府索菲亚，土耳其大势已去。之后，俄军又进占马尔马拉海上方的小镇罗多斯托，大有一举攻占君士坦丁堡、夺取海峡之势，巴尔干地区局势岌岌可危。英国在近东的利益受到威胁。在此情况下，英国内阁主战派阵营开始壮大，形势向着有利于迪士累利的方向转化。1878年2月，英国内阁终于通过决议，派舰队强行驶入马尔马拉海， 停泊在去君士坦丁堡只需一小时的王子岛上。俄军则抢占了距土耳其京城只有12公里的圣斯特法诺镇。英俄双方武装对峙，战争一触即发。
    俄国的作战计划，是以攻占君士坦丁堡为战略目标。哥尔查科夫对实现这项计划充满信心，他曾对俄军统帅尼古拉说：“军事胜利将解决一切问题。一旦俄军攻占这座城市，没有谁敢把他们驱逐出去。”（24）但英国舰队的出现，迫使俄国统治者三思而行。为了避免重蹈克里米亚战争的覆辙，他们改变初衷，希望通过和谈迫使土耳其确认俄国已经取得的战果。于是就有了《圣斯特法诺和约》（1878年3月3日）。俄土战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