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历史，首先是过去和现代重大改革的经验、社会进程的总的趋向以及它们的关键性参数，都是社会科学最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西方史学界对这些问题一直非常关注，本文旨在介绍西方历史学家在俄国行政改革研究中的基本立场、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并介绍一些在他们的研究中所显露出的新的趋向。
    对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进行分析要从几个方面分别进行：1.行政体制和国家机构的改造；2.管理系统、官僚机构的组织；3.行政系统对整个社会和各个社会集团的关系性质的变化。
    研究18世纪前四分之一世纪，18世纪中叶以及19世纪60年代的行政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个行政体系变化的原因、性质和后果。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这些改革的根本原因是俄国由于其历史发展的某些特点而不得不选择的“赶超”发展的近代化进程。这一道路不禁使人联想起一些现代发展中国家的情景。在18—19世纪的俄国，这一道路则表现为大概每隔半个世纪就由上层领导进行一次的一系列在社会关系、管理机构、军队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以欧洲为榜样的改革，因而这一道路在文献中被冠以“欧化”的称号。我们可以在谢顿一沃特森、A·戈尔谢克隆、M·拉耶夫、H·梁赞诺夫斯基等着名学者的着作中找到这些观点。①
    的确，国家要在社会经济领域进行根本的变革，不能依赖于传统的机构体系和管理程序，它们不仅不能成为改革的有效手段，相反，却会成为改革的障碍，因此，改革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通常要与行政改革同步。②国家机构的现代化可以明确地表述为这样一个原则：制度化——提高管理实效和合理性，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官僚化，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也是改革的原因和后果。
    俄国国家体制发展的特征只是在前不久才成为苏联史学界研究的课题。热心这一问题的苏联学者有С·М·托洛茨基、Л·А·扎约契可夫斯基、Н·Л·叶伦什金和Н·Ф·捷米多夫③等。他们得出的材料完全符合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关于使由彼得一世创立的新的管理程序和以后由M·拉也夫创立的委员制制度化的问题可以在К·彼得逊、Р·克劳梅、Э·阿姆布尔戈尔和其他研究者的着作中找到详尽的阐述，他们着重指出在保持继承性的情况下，新的机关体系同时也意味着与原来的管理实践的实际上的脱离。④彼得体制和整个帝国行政体制与莫斯科国家的“衙门”体制相比，特点是统一、集中、分化管理机构的职能，以及它着名的军事化原则等总称为君主专制制度的东西。⑤在谈到彼得一世改革的继承性时必然涉及到原来俄罗斯国家体制的性质的问题。在国家体制的传统中，研究莫斯科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其中的等级关系首先要看国家的政策。在对彼得从自己先辈那里所继承的政治体制进行评价时，应看到这一国家的形式适应了“韦伯”类型，它的特点是包罗万象的服役制度、用各种制度确定的大部分个人行动的主从关系、对于国家财富的经济限制和官僚监督。根据Т·多尔克、Р·赫莱、Р·克莱梅等人的观点，这一社会的所有阶层都负担着对国家的义务。⑥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所有土地、进而则是无限的权力。这种类型的国家的特点是土地分配方面的很大独立性（庄园体系），对有利可图的商品贸易的垄断、对个人首创精神的严厉控制和全社会的连环保。在缺乏独立的阶层集团和教会及宗教界势力软弱的情况下，国家就有很大的可能使阶层结构的组织符合自己的利益和目的。需要指出，近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与关于17世纪莫斯科国家的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讨论相联系的活跃的研究课题。
    最新的着作都很注意社会上层一担任公职的阶层，它的结构、贵族作为统治精英的意义、门阀制度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的作用。⑦涉及到彼得国家行政改革以前的事，注意力的中心自然是行政机构的建立和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书记和书吏）的形成和发展。行政体制的缺点表现为它的笨重、功能不全和机关的多变。彼得改革首先着眼的是使国家的管理系统现代化，以通过使国家的管理更具实效的办法来改变国家在各方面的落后状况。在对18世纪前25年的改革进行宏观透视时，А·列维捷尔出人意料地得出结论，认为在很长的时期里，沙皇没有改革的纲领和实施改革的连续性。⑧但同时，作者却又自相矛盾地指出：彼得无条件地受到一定思想的指导，他想以西欧绝对君主制国家为榜样，建立一个正规的或者是警察式的国家，那里，所有臣民的生活都成为按军事方式制定的规则的对象。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能否证明作者在彼得那里找到的拟议中的国家结构的理想在改革的实践中是否得到了完全的体现，至少，是使理想中的国家结构模式的内在可能性得以实现？再进一步，“改革无目的”的观点必须以对按计划实现的改革的反命题有明确的理解才能成立，但是否能从总体上对上述时期的彼得规模的改革提供例证呢？比如，能否说弗里德里希二世、约瑟夫二世和叶卡婕琳娜二世等的开明专制的改革具有计划性呢？很明显，这是可以的，但只有在弄清迅速改变的对内对外政策对它们的影响的情况下方可。⑨
    需要指出，与之相联系的是西方历史学家习惯于把彼得做为国务活动家而给予良好的评价，有人认为他是革新者，有人则认为他是保守主义者。对彼得改革的评价范围非常广（包括成绩和失误）。在谢顿一沃特森的着作中已对它的地位进行了评价，比如，把彼得改革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加以比较，而把彼得本人与凯末尔、阿塔祖克加以比较，⑩这一研究确实使现代史学界弄清了彼得改革的许多特征。应该看到，这种比较研究还只限于说明改革活动的内部价值和一定的后果。（11）而В·О·克柳切夫斯基和Л·Н·米留可夫通过对改革前俄国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分析提出了改革的自发性成熟的观点，这种观点无疑带有某种先验的推断，因而也需要批判地重新认识。在这里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是改革和战争活动而相互关系，按照这一思想，列维捷尔认为，为了进行改革彼得必须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也正是战争的胜利才巩固了他实行内政改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