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一直非常重视彼得改革的成果和意义。过去的和现代的历史学着作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简直是针锋相对的。一些作者认为，彼得按照自己的设想使国家更富实效，而他的官员们则遭受了挫折，因为这一趋势是与古莫斯科国家的行政实践的传统相矛盾的。在改革过程中彼得并没有削弱政府机构的宗法性质，官僚体制的运用并没有改变世袭性的国家的原貌，相反倒是加强了它。在新的彼得帝国里，人员和资源仍很缺乏，因而更进一步地提高了所有居民的义务。政府实际政策与启蒙思想的脱离更增强了这一切。改革的结果是世袭官吏的增多和赋税的提高，结果在彼得死后不久，原来的秩序就得以恢复：为了消除对贵族的过分压制而削减了对于军队、前线和国家机器的支出，对管理合理化的否定导致了许多新制度的废除和旧制度的恢复。列维捷尔说：“彼得从瑞典专制制度那里学得的东西，被莫斯科的行政传统所击败，恰如1709年瑞典人被俄国人在波尔塔瓦所击败一样。”（12）但非常可惜，作者仅是根据彼得改革最直接的后果来讨论其意义的。如果从更长的历史时期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由彼得创立的国家机制、管理系统、公务官员原则（官价表）以及教会系统等其他许多制度在俄国实现君主专制制度的整个时期都得以保留。至于国家机器发展所表现出的传统的牢固性，则在俄国旧秩序存在的整个时期都得以发展。一批现代西方学者的观点非常引人注目，他们强调，改革的道路不是单线的、笔直的，从根本上说是曲折的。其中一部分人承认在彼得之后的时期对改革措施的修正导致了麻烦，这些麻烦来自于新设立的中央的和地方的管理机构，而这些机构却又是低效的，并日益趋向于官僚化。（13）
    但是，那些致力于研究18世纪下半叶叶卡婕琳娜二世改革的西方学者们则认为，那种把俄国的行政改革看作是自发的，一帆风顺的观点难以成立。P·杜克斯、R·琼斯、R·戈文斯和其他一些作者的着作强调， 如果不考虑从彼得那里继续来的组织和思想上的传统，叶卡婕琳娜二世的地方管理和城市领域的改革都是不可理解的。（14）这些观点还体现在关于城市历史和城市改革的一系列新的研究着作中。（15）至于启蒙思想和开明君主专制对行政组织体系的影响，则首先要考察其实际效果和以欧洲为样板的“近代化”，其表现是女皇的一些关于改革管理和诉讼程序的法令中所体现的一些思想。（16）这些改革一直是史学家们的研究课题，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法令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以及其对于开明君主专制行政体制的意义，因而注意力的中心不可避免地投向法律委员会，对其行政和政策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开明君主制的社会环境得以显示。（17）
    开明君主专制时代的行政改革只是在最近才得以系统地研究，在这方面突出的是美国史学家J.莱顿的着作《统治俄国：专制时代的政治和行政，1762—1796年》，其中写道：“尽管1775—1785年的改革和1860年的改革一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学者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着作只是涉及到官僚和贵族，而俄国的法律和管理程序却如同它的财政一样几乎被完全遗漏了。至今也没有一种对大俄罗斯和它的边缘关系的系统的评论，学者们面临着选择：他们或者弄清它的任何一个细节，或者从总体上把握俄国内部行政改革的任何一个有趣的阶段。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并希望：这些整体性的工作能够给予学者和感兴趣的人们启迪，以便以更独特的角度来研究内部行政改革的基础和体系，这些研究至今为止还是非常缺少的。”（18）
    莱顿把他研究的中心放在政权的社会基础、政治机制和管理机制以及其中各种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上，据此可以从实质上确定其面貌和活动。作者无论是对政治系统的个别因素的研究，还是对其运转机制的分析，都着意于对其初始原则以及诸如“统治阶级”、“社会精英”、“官僚体制”等关键性概念进行理论论证，因为这些概念有时是以社会语言学的着作中不加批判地借用来的，而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从“俄国和当时其他国家一样：还不是完善的国家而处于正在形成的阶段”这一观念出发，作者认为那时国家的趋向是系统化、集权化和统一，但作者并没说明这些现象的原因。其他一些研究者，如M·拉也夫、H·梁赞诺夫斯基、Д·伯劳沃等人认为改革的目的在于加速国家以西方为榜样的现代化和使管理机构更加有效，列顿则倾向于认为改革的过程是由内部社会的团结和七年战争中的外部压力导致的，但是这些现象的特点留存得并不明显。
    解释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适当的原则在关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以后的行政改革的着作中得以仔细的研究。在D·菲尔德、T·艾默斯、D·奥尔洛夫斯基、W·林科恩和其他一些作者的最新着作中可以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论证。（19）比如，D ·奥尔洛夫斯基从本质上说明了传统的官僚制国家是怎样来应付现代化——历史性的巨变的问题的，在传统的政治文化氛围内，新制度是怎样实现自己既是传统的扞卫者又是新事物的先驱者的双重作用的。（20）D·菲尔德对问题进行了适当的研究：“在这种制度下这一改革怎样才能成为可能？谨慎而又墨守陈规的制度怎样找到破坏俄国生活的强大体系的力量和手段？”（21）W·林科恩也摆脱了认为国家是改革过程中决定性因素的观点，而直接转向对改革前行政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的演化进行研究。（22）国家机器的实效化、其功能的分化和部门的专职化证明，俄国行政体系的总特点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实现的。
    与制度改革一样，所有改革的重要方面是管理服务—官僚制度的改造。众所周知，关于社会发展的社会科学是处于由M·韦伯所开创的理论的强大影响之下的，其中“合理的社会体制”原则占有显着的地位，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阶层——官僚则是其载体和最合适的体现。这一原则要求在分析官僚制的所有性质特点时，要分析相应的专业化、等级化的政权体系：与一定的解决问题的功能范围和责任相联系的地位和义务、规章条例体系、保障发挥国家机器职能的行政编制及其低级的负责书函往来的公务员的存在方式、社会分化以及官吏提拔原则，所有这些都成为西方学者对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课题。
    研究从传统的管理体制向合理的制度转变的关键问题是贵族的关系问题——旧的贵族政体和新的贵族政体之间的关系。（23）旧的贵族豪门的代表与在国家机器发展过程中逐渐推广的官僚制度之间的关系也因而成为管理体制合理化的关键性问题。（24）这一领域的基本进展都发生在改革时期，这也是研究者对这一领域兴趣倍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