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的官僚制度问题尽管近年来有所探索，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俄国史学界，它还是属于复杂且研究不够的领域，经过以前的讨论之后还遗留下许多问题，诸如这一阶段的起源、发展分期、社会分化、他们数量的增长以及在社会和俄国国家管理体系中的地位等等。关于在彼得改革之后，即18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上层和统治精英阶层的组成成份的资料，使对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的官僚制度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25）
    另一方面，现代的研究成果使按新的材料考察18世纪下半叶改革的意义成为可能，这些材料包括《1762年关于贵族自由的法令》和1785年的《加封贵族证书》。正如R·琼斯、R·戈尔斯、W·宾特勒和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把贵族从国家公职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导致了他们从国家机关中流失，相应地导致了其中担任公职的阶层势力的增强。（26）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管理体制改革起了显着的作用，因为在贵族的眼里地方机关职位的威信不高，因而这一行政活动领域最大程度地置于官僚制度的监督之下。（27）在开明专制时期，在彼得时代就已明显发展的官僚制度结论仍在起作用，在官吏数量的增长，它的分化和功能专业化的发展，各种集团极化作用的增强，以及物质状况，薪金和教育等方面都有表现。然而，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些趋向发展到什么程度，在此基础上，是否可以说俄国的绝对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方向演进了。
    在史学研究中，政权和管理的机制只是在19世纪60年代改革的材料基础上才得以展示。保守的官僚制度与改革的扞卫者之间的斗争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一问题是以下面这一视角进行研究的：在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官僚制度是怎样的，立足于保持业已存在的体制不变，怎样才能培养官吏干部，而力求实现社会变革并使帝国以较大的步伐实现历史性巨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应该研究这一时期的官僚体系、它的成分和实际工作。正如在W·宾格勒、D·菲尔德和W ·林科恩的着作中所写的，大约从19世纪30年代始，在保守的警察国家内部开始形成所谓“开明官僚制度”，它在一系列的中央机关中集结并借助于自己的信念和教育而给予知识分子社会理想。（28）到尼古拉也夫统治末期，新型的官吏已占据了较高的地位并对国家事务显示出较大的影响，对此，林科恩写道：“那些在以后的君主统治时代被赋予勾画伟大改革蓝图的人们，正是由于他们的学识、经验和远见使他们取得了这些成就。”（29）在许多作者看来，这是国家所研定的现代化方针的决定性的一步。
    谈及三次改革之间的官僚制度，研究者们多次强调其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连续性。这首先表现在庞大社会体系中的社会阶层原则和其中每个时期选拨官吏的灵活性，这些结论的依据是一系列美国学者以综合的方法对之进行的研究。通过这一研究获得了在诸如官吏的地位、威望、福利、他们在社会中正式或非正式的地位、他们的结构组成以及数量发展等方面可以比较的材料。（30）这些材料使我们能够弄清楚官僚体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的管理机器的布局、稳定性和同质性。但应指出，大多数西方学者包括M·拉也夫、P、克劳梅和T·艾默斯等人，（31）在研究行政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时都认为俄国的官吏或充任公职的贵族，在其存在方式等方面，与韦伯理论中的官僚制度很少有什么共同性。在西方，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这种观点，他们指出了这一论题的理论上和具体史实上的可疑之处，问题在于，韦伯的思想体系是把具体的社会过程和现象抽象化而融入其理论中的，因而把具体表现的社会现象与韦伯抽象的理论体系强行对应是错误的。重要的是应指出俄国的官僚制度和西欧的不同之处。毫无疑问，它确实有许多独特之处，如缺乏明确的社会分化、官阶等级和集团心理完全是俄国自己所特有的现象。
    我们研究了行政系统中诸如官僚体制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意义，这些研究顺应了现代西方史学界对国家体制改革方面的两个趋向，最近出现了系统化的研究趋向，力图从整体上在社会历史的整个流程中研究正式的法令、国家机构和社会结构。研究的方面已转向行政系统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已开始研究行政系统与社会的成员、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这些在原来还没有成为专门的研究课题。西方社会学的特点是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类型学的详细研究，它集中于“合作”、“冲突”、“协议”几个方面，按这一方法，行政系统的稳定性取决于它在改革的激变条件下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冲突”，达成“协议”，或者与社会的开明阶层形成合作，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进行的改革的成败。实际上，本文所讲述的就是关于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的社会基础、及其所依赖的社会阶层的研究情况。
    〔编译自（俄）《祖国历史》1992年第3期〕
    注释：
    ①A.H.门杜舍夫斯基：《封建时代的俄国国家制度：外国历史编纂学》，莫斯科1989年。
    ②J.昆士丁：《专制政体》法兰克福／缅因，1986年；H.德基哈德：《专制时代》，慕尼黑1989年。
    ③H.捷米多夫：《17世纪的俄国官僚及其在专制制度形成中的作用》，莫斯科1987年。
    ④J.莱顿：《从彼得大帝到1917年的俄国官方组织历史》，1966年；C.彼得森：《彼得大帝的行政和司法改革：瑞典的经验及接受过程》，斯德哥尔摩，1979年；R.克劳梅：《贵族和仆从：俄国的统治精英（1613—1689）》，普林斯敦，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