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世界通史着作有一个共同的缺欠：它们对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是割裂的，不是全局的、整体的。它们“只是进行分国、分区的研究，而忽视综合全局研究。”名为世界史，实为“分国、分区的历史集成汇编。”整体史观的提出就在于力图纠正这个弊病，它不仅考察各国、各地区历史的纵向发展，还注重考察各国各地区之间历史的横向发展，不仅考察各国、各地区生产方式演变和社会形态更迭，而且注重考察世界各地区从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从分散逐步走向整体的发展过程。
    整体史观立论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认为“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之间是相互制约、影响和促进的，“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近代以来西方也有一些史家提出打破西欧中心论，主张对世界历史要做整体考察，并有一批巨着问世，但他们立论的基础或为宗教文化的多元并存，或为不同文化形态的更替兴衰。在他们看来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乃是神秘的精神力量，民族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先天的文化特质。虽然他们的着作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与我们的整体史观有本质的区别。
    整体史观的提出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基础理论的一大突破性发展。它引起了史学界强烈的反响，被越来越多的史家所认同。但是，要以这个新理论为指导，实现对现行世界史学科体系的整体改造，写出一部崭新的世界通史巨着，还有待时日。因为不仅新理论本身还有待于深化和完善，而且还需要有以此新理论为指导进行开拓性的实证研究的丰厚积累。这是一项非一代学人能完成的庞大工程。尽管如此，勤奋的学者并未望而却步。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已有几本用整体史观编纂的世界史新着问世。其中，马克垚教授主编的《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尤其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这本37万字的大学教科书实际上是一部凝结了作者几十年心血的学术专着。它用整体史观对时下国内通行的世界中世纪史学科体系动了一次“大手术”。它“注重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从宏观上把握世界历史的运动趋势”；该书压缩了西欧国别史的篇幅，克服了以往西欧史占2／3篇幅的畸形现象，“详细描述影响世界发展趋势的各民族的大规模运动”；它纠正了人为地割裂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有机联系、把世界史写成域外史的弊病，“把中国历史也放到世界历史运动漩流中重新加以考察。”（以上引文均引自该书前言）
    马先生的新着为我们用整体史观考察中世纪历史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它启示我们重新确认中世纪史的主题，重新认识中世纪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一
    用整体史观看中世纪，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对立和冲突是影响世界历史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2—7世纪和10—15世纪两次世界性的民族迁徙浪潮对中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影响巨大。
    上古世界晚期，亚欧大陆的南部从地中海到中国，农耕文明已经联成一片，形成一个大新月形的农耕世界。2世纪，从东到西，汉帝国、贵霜王国、安息王国、罗马帝国并列其间，其中尤以汉与罗马两大帝国最为繁荣强盛。2—5世纪农耕世界的古典文明逐渐进入危机时期，除了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外，还因为亚欧大陆北部各游牧部族逐渐形成了一股南迁的架势。从东到西，鲜卑人、匈奴人、月氏人、塞种人（斯基泰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都虎视眈眈地窥测着富庶、文明的南方。一场新的民族迁徙浪潮终于降临。在东方，3—6世纪，以长城以北各游牧部族发动的反晋战争为起点，出现延续3个多世纪的民族迁徙浪潮。晋朝南迁，十六国大混乱，最后鲜卑族建立北魏，统一北方，逐渐完成民族融合，到6 世纪末隋重新统一中国。在西方，以匈奴人西迁为契机，从376 年起日耳曼人各族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民族大迁徙，西罗马帝国被摧毁，一系列蛮族小王国相继建立。经过一段混战，法兰克王国异军突起。到8世纪末强大的查理曼帝国重新统一西欧。不久帝国解体，出现诸君主国，奠定西欧中世纪政治地图的基本格局。在东欧、西亚和北非，从罗马帝国分离出来的东罗马帝国表面上似乎成功地抵御了斯拉夫人和其它东方民族的武装侵袭，但实际上并未能抵制住斯拉夫人的“和平”渗透。到7世纪，东罗马已从一个包括众多民族的世界帝国变为仅据有小亚和巴尔干的一个地区性封建国家—拜占庭。在西亚东部，3世纪时，萨珊波斯取代了安息王国， 它没有受到游牧民族的严重威胁。
    7世纪初，正当北方游牧部族南下浪潮基本平息下来时， 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掀起了又一次蔚为壮观的民族迁徙。从632年穆圣死到732年普瓦迭埃战役止，在100年里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西与法兰克王国对峙，东与唐帝国媲美，中间灭萨珊波斯，在小亚与拜占庭帝国相邻。
    民族大迁徙揭开了世界中世纪历史的序幕。但是在不同地区，民族迁徙产生的后果则大相异趣。在东方，中国成功地应付了入侵者。游牧民族的南迁只带来了短期的破坏，在先进、深厚的中原封建经济文化面前，落后的征服者“学会了被征服者的语言”（恩格斯语）。他们被汉族为主体的儒家封建文化所征服。一个以汉化、封建化、农耕化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融合进程很快完成了。其结果是隋唐统一帝国重建，中国进入封建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新时期。在西欧，日耳曼人的民族大迁徙不仅摧毁了罗马奴隶制帝国，而且斩断了古典文化的传统，一个新兴的日耳曼基督教文明取代了古典文明。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经历了近500年的经济衰退期、文化转型期。自公元6世纪后的1000年里，西欧的经济文化一直落后于东方。在西亚和北非，阿拉伯帝国虽然也是在民族迁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其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独特性。帝国初期以军事征服为主，建立疆域辽阔的大帝国是其主要成就，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建设尚在初创阶段。帝国中期（阿拔斯王朝的头一百年）是政治经济建设期，阿拉伯军事贵族完成了封建化过程，继承了古波斯帝国传统文明，建立起帝国完备的政治体制，并在相对安定的政治条件下，其经济达到高度繁荣，堪与东方之盛唐交相生辉。帝国后期（9世纪中叶到帝国灭亡）可以看成是文化繁荣期。政治上封建割据，地方小王朝迭起。但是在长期民族融合的基础上，一个以伊斯兰教神学为指导思想、阿拉伯语为载体的阿拉伯文化渐趋成熟，它为世界文化发展和东西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
    相似的民族迁徙造成大不相同的结果并形成了中世纪先进的东方和落后的西方的亚欧大陆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