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局外“旁观”对先驱者“自省”中国国民性的影响
    近代西方人和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说，对中国近代国民性批判和改造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借外国人的眼光打量中国人自己，以达到民族的自省、自警、自励，是近代民族反省思潮的重要特点。近代国民性批判思潮受启发于“旁观”者的视角，是晚清以来启蒙话语接纳西方话语影响的典型例子。
    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中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论述对民族反省思潮影响最大的要首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即深受其书启发。外国人论及中国文化与国民性，有赞扬的，有批评的，前者总遭到启蒙论者的反感，他们更多地借取、吸纳了西方“旁观”者灰暗的中国观。鲁迅曾说：“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外国人享用中国奉献于征服者的盛宴，自然欣然色喜，免不了要赞颂中国固有文明。倘有具备“赴宴”资格的“外国的谁”批评中国，表明他“是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9]214-215。对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冷峻地批评中国民族性格的缺陷，鲁迅就颇为赞赏，他一生中多次介绍并力主翻译该书。在1926年7月2日的《马上支日记》中，他谈到日本安岗秀夫所作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时说：“他似乎很相信Smith《Chi nese Characteristics》，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10]3261933年10月27日他在致陶亢德信中说，日本的“支那通”攻击中国弱点，“大概以斯密司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11]2461936年10月15日，即鲁迅逝世前14天的《“立此存照”（三）》一文，还这样嘱托：“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意怎样的是中国人。”[7]626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认为“面子”是理解中国国民性的关键，即与该书篇首对中国人“好面子”特性的剖析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曾说：“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作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10]326好“面子”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就是重形式，为面子而“做戏”，而“欺瞒”。对此，史密斯有所揭露，鲁迅也进行了针砭，从中可寻出鲁迅借鉴史密斯思想的轨迹。1925年7月，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批评中国人没有正视人生与社会的勇气，“万事闭眼看，聊以自欺，而且欺人”，“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9]238-240，呼吁中国人从“瞒和骗的大泽中”觉醒。 1934年在《说“面子”》一文中提到外国研究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7]126鲁迅塑造的阿Q备受欺凌，丢尽“面子”，但仍要以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宽慰自己。史密斯批评中国人“蔑视外国人”，鲁迅对中国民族自大狂的认识，应该是受其影响的。在提及史密斯说“面子”的《马上支日记》中，鲁迅提到一些留心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的外国人，不但对此早有心得，且已加以应用。他们在取得外交实利的同时，颇顾及“支那人”的“体面”，如连“支那人”三字也不说而代以“华人”。《说“面子”》一文谈到，外国人研究透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相传洋人到总理衙门要利益，一通威吓，中国官员满口答应，但取得实利后却从边门出去，没走正门而走边门，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外国人有意识地专要实利，专将“面子”留给我们，可叹的是，中国有些人偏偏要“面子必得，实利可捐”，甚至不惜为保住“面子”而自欺欺人。史密斯等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言说是深深影响了鲁迅，但有的学者强调鲁迅国民性话语不过是西方传教士话语的复述，尤其是史密斯的书“是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12]81，则是欠妥当的，明显低估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与原创性。
    史密斯的国民性话语不仅深深影响着鲁迅，也影响着其他人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如在20世纪 30年代中期，潘光旦将该书首次译成了中文，并将其中的15章重新排序，作为其专著《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部分发表。
    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评说对启蒙思想家的国民性批判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大钊曾经两次提到日本人市村赞次郎有关中国国民有五种矛盾性的说法，并表示了某种认同。这五种矛盾性是：一是保守而不厌变；二是从顺而有时反抗；三是一般文弱而个人有所反抗；四是极好主我而又能雷同；五是贵实行而泥于形式[13]174,253。1926年7月2日，鲁迅买到日本人安冈秀夫著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他在《马上支日记》中多处议论此书，希望中国人都读读此书，因为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几乎同时，周作人因安冈秀夫的这本书写了《支那民族性》，主张将这本书译出来，发给人手一编，让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劣点。鲁迅还于1935年3月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作序，表示：“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尚以此自足，却有害。”[14]683可见，鲁迅等先驱者在反思与针砭国民性时从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吸取了营养。
    三、近代中外人士对中外国民性的比较
    近代中外人士还以异域文化的背景透视中国民族特性，以比较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国民性，形成了民族反省的又一思路。
    近代中国哲人对中西民族特性进行了广泛的比较。早在甲午战争前，多位洋务思潮与早期维新思潮的倡导者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到，中国之智虑运于虚，以义理为本，重道轻器；而西洋之聪明寄于实，西人穷研万物之质，重艺轻道。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学习西方政治文明的变革，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这就推动着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对中西民族特性、中西文化心理的同异进行比较与认识。严复在其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政论《论世变之亟》中，列举了中西方由于不自由与自由这一根本区别而导致的“丛然以生”的“群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15]3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则以西方资产阶级国民的标准，抨击中国人的缺点，评论中华民族的不足。他认为，当时世界各色人种中以白色人为最优，原因在于“他种人好静，白种人好动；他种人狃于和平，白种人不辞竞争；他种人保守，白种人进取；以故他种人只能发生文明，白种人能传播文明”[16]10。他列举了西方民族所以强而中国民族所以衰的种种表现，包括：中国“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中国“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一私人之事也”，而泰西“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以对于一团体之事也”[16]12。“吾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自昔已然，而今日每况愈下也[16]29，“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16]23；中国人缺乏权利思想，而西方人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我国民仰治于人”，无力自治，西方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富于自治精神，“世界中最富于自治力之民族，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若者也”[16]51；中国人力主复古，而西方人则推崇进步，“中国人动言郅治之世之在古昔，而近世则为浇末，为叔季，此其义与泰西哲学家进化之论最相反”[16]51；等等。维新派强调民智未开，不能遽用民权，故每言中国国民性不及西人。革命派虽有人如邹容等以共和国民的标准抨击中国人的奴隶根性，但认为不应以国民素质为借口抵制共和革命；或强调国民愈需要启蒙就愈需要革命，因为专制政权是造成国民愚弱的根本原因，革命本身就是开民智的基本手段；或强调中国国民程度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戊戌时期开始酝酿的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重构及与之相适应的中西民族文化心理的比较，到了五四时期成了启蒙思潮的主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反对者均关注中西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比较问题。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的基本取向是扬西贬中，主张取法欧美。陈独秀以西洋民族独立、自由、进取、向上的民族性衬托出东洋民族“卑劣无耻之根性”。他对中西国民性作了广泛的对比，1915年底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即对东西洋民族之差异作了系统的比较，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恶斗死，宁忍辱”；“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17]97-100。李大钊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之根本异点》一文中，罗列了中西文化心理的种种差异。他说：中西两大民族的根本差异是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其他差异如“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通过对比，他认为与西方民族相比，中国国民性有以下弱点，“（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 （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对于妇人之轻侮； （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权之偏重；（八）专制主义盛行”[13]557-560。鲁迅在抨击中国国民劣根性时，也以西方的民主、科学与个性解放为参照，指出了中国人较之西洋民族的欠缺。他称西方的卢梭、尼采等为“轨道破坏者”，“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9]192；中国人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即“党同伐异”、“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而没有西方人那种“个人的自大”，没有那种“独异”、“对庸众宣战”[9]311。胡适指出，“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是：“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换句话说，“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西方民族在无穷的进境上不断探索，不断奋斗，创立了工业文明、科学世界与自由政体。相对于西方，“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18]6-12。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上述言论，在批判摧残人性、人格的封建旧道德、旧文化的背景下，主要显现了其合理与深刻的一面。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中西民族心理比较上的基本取向则是褒中贬西。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具有深沉、博大、纯朴、灵敏四大特征，尤其是灵敏程度无以复加，西方各民族不是缺此，就是少彼，都不像中国一应俱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却不纯朴；法国人灵敏却既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人生“三路向”说：西方人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奋力改造局面；中国人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在既成境遇上求自我的满足；印度人是意欲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只想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既不想改造局面，也不想变更自己的意思。中国人既不像西方人那样积极进取，也不像印度人那样消极禁欲，而是随遇知足，不论境遇如何，都可以满足安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