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哲人对中日民族性格也作了深入比较。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士大夫认真思考日本取得迅速成功的原因，注意、发现与吸取日本民族的优点与长处。维新派主要领袖康有为认识到日中两大民族“以不更化则危亡之急如此，能更化则强弱之效如彼”[19]152，更化和不更化，其结果如此截然相反，所以中国“不妨以强敌为师资”，以开创治天下。梁启超认为，中国守旧不变，居风雨飘摇之室犹然酣嬉鼾卧，终使国家弱亡，而日本“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遂使国家强盛起来，他说：“日本得风气之先，趋善若渴，元气一立，遂以称强。中国彼昏日醉，陵夷衰微，情见势绌，至今而极矣”[20]152。革命派孙中山等人也注意到了中日两大东方民族一个昧不知变，一个乘势变法，造成一弱一强局面的情势，指出日本善于吸取外来文明，“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中国文明曾领先于世，“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落伍了[21]278。其他差异还有如中国文弱与日本尚武，中国人依赖服从与日本人自尊独立，等等。新文化阵营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在中日比较方面，都发表了重要见解。陈独秀指出，在东洋民族中，“蒙满日本为征服民族，汉人种为被征服民族”，征服者“好勇斗狠，不为势屈”，被征服者“怯懦苟安，惟强力是从”；中国“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大多数国民缺乏政治觉悟，日本有国民运动，“日本之维新，日本国民之恶德川专政也”[17]102-104。李大钊认为，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明，而中国民族由于固有文明深厚，导致新旧文明冲突激烈，形成矛盾之国民性。他指出：“日本无固有文明之国也，其于调和东西之文明，介绍东西之文明，吸收东西之文明，最易奏功。彼邦先觉之士，以调和东西文明自任者，犹不惮大声疾呼之劳，以图殊途同归之效。况在吾国，以其固有之文明与外来之文明相遇，离心力强，向心力弱，即同化之机不易得，即归一之径不易达。故曰‘矛盾之生活，亦不统一之生活也’。”[13]254胡适批评中国全国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称赞“日本人善于模仿的绝大长处”，认为“凡不善模仿的人决不能创造”，“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22]385-387。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贬中扬日的态度，与其在启蒙思潮中猛烈抨击国民劣根性，倡导学习西方民族（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长处的整体取向是一致的。戴季陶在《日本论》一书中对造成近代以来中国落伍于日本的原因作了分析：一是中国的文弱、颓丧与日本的尚武，进取。二是中国的“排外”和日本的“开国”。三是中国失却了自信力而日本具有自信力。四是日本人信仰的真实性与中国人信仰的功利性。五是日本民族一般比中国人审美的情绪优美而丰富。
    近代来华西方人与日本人也对中西、中日国民性作了比较。来华西人对中西国民性所作的比较如：“他们是和平主义者，而我们则崇尚武力；他们强调清静无为，而我们则提倡奋斗的生活；他们放任自流到无政府主义的边缘，而我们则认为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们是理想主义者，而我们则快要沦为只注重物质享受的实利主义者；他们是不可知论者，而我们相比较而言则是较为虔诚地信仰宗教；他们崇尚文学才能，而我们则崇尚科学；如此等等差别，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列举下去”[23]1-2。日人对中日国民的比较集中体现在内山完造在《活中国的姿态》一书中，它对日、中、英三个民族的不同根性进行了比较，指出日本是孤岛根性，很认真，养成了直线生活的习惯，而中国人是大陆根性，是曲线生活，富于融通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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