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刘尿兄弟又跑到义门集，“他们在河码头上帮人扛粮食，是脚夫”。弟兄俩很有劲，成车的柴禾，一人可扛一车。他们逐渐成为义门码头的腿子头（注：皖北方言，即“搬运工人中的头儿”。）。“当时义门开陆陈行、盐行、木行的很多，各样货物都归刘狗兄弟包运。有时也应差到颍州府去。”
    黑旗旗主李大溪（注：李大溪，文献多记作“李大喜”。据白沙集78岁的李数彪说，“我们这里从白沙集到五沟集都是一李，‘溪’字是班辈，所以不能是喜，而只能是溪”。）。濉溪西南边境五沟集人。李大溪在五沟集上有四间宅子，后来卖给任家两间，肖家两间。在家乡他只有一间半房子，没地，没生意，“是个穷光蛋”。
    李大溪虽然家贫，但“是个仁义人，人家把他架起来了”。“李大喜所据之解沟、五沟”（注：《平定捻匪方略》卷77《傅振邦奏》。），因解沟在五沟之北，所以实际李大溪的势力范围是以五沟集为中心，包括“东到孙疃，西到辉山，南到界沟，北到韩城”的广大地区。
    黑旗正副旗主邓作仁、倪中平，邓作仁涡阳赵屯西南12里邓寨人；倪中平，赵屯集上人。邓作仁通称“邓老作”，自幼家里一贫如洗，在河岸上挖了个朝南的洞，住在洞里。后来他和倪中平一起在赵屯集上混，“混得不好，穷得穿一条裤子”（注：参见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未刊《邓作仁、倪中平简况及与刘狗之战》。）。
    黑旗白边旗主郑道先，涡阳城北2里郑楼人。郑氏兄弟3人，共有地七八十亩（注：参见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未刊《郑道先、丁玉珠简况》。）。
    其他
    八卦旗旗主杨兴太，义门集东北10里下张桥（集）人。下张桥位于五加河北岸，河上有桥，名曰“张桥”。下张桥地势较高，周围则是一片低洼，很容易遭受水灾。这里虽名为“张桥”，姓张的却极少，主要都是姓杨的，要占到3/4还多。杨兴太兄弟4人--杨兴文、杨兴孔、杨兴太、杨兴福，只有老二不是捻军趟主。兄弟4人共有土地200多亩，算是中等人家。
    杨姓在当地是大族。姓杨的除下张桥有140多户外，其余尚有大杨村（90户）、小杨村（30户）以及杨方楼（100户），合起来共300多户。杨兴太起事后，下张桥寨管着48个村庄，东到燕长庄、南到锁庄（六七里）、北到（三五）里、南到张楼（五六里）的义门集以北地盘都是杨兴太的势力范围。“当时没有吃就出去，闲时去得多，忙时去得少，估计杨兴太兄弟经常出去的部下有千把人。”（注：参见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未刊《杨兴太（文）兄弟历史调查》，1958年9月。）
    花旗旗主雷彦，毫县东南19里附近李楼人。雷彦祖居雷寨，在他祖父时“是有日子过的”，后来分居到李楼，“不过五六十亩地”。起事后，雷彦又回到雷寨以之为根据地。其时雷寨中雷姓宗族势力不如马姓。雷彦失败后，雷寨改名马寨。寨名的变迁反映了雷马两族对雷寨控制权的争夺（注：参见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未刊《雷彦传说》。）。
    趟主韩卯，继趟主韩栗华，均为毫县西南七八里韩老家人。韩卯家有几十亩地，兄弟两个。韩栗华是韩卯的部下，也是同族（注：参见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未刊《韩卯、韩栗华起义始末》。）。
    第一、捻军领导层（表中所列总数为31人）中，有1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为8人，占总数的26%；有30-99亩土地的自耕农为11人，占总数的35%；有29亩以下土地的贫农为4人，占总数的13%；无地者8人，占总数的26%。如果将后两类人即少地无地者算作一类，那末这一类人占总数的39%。
    可以看到，捻军领导层构成比较复杂，既不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绝大多数出身贫苦”；也不如后来一些学者所想像的那样“尽是地方豪强”，捻军领导层的构成实际上呈现出地主（26%）、自耕农（35%）、贫农及无地者（39%）大致均匀分布的状态。
    第二、捻军五旗总旗主以及领导层中最重要的成员几乎都有强大的宗族背景。而另一些重要成员也都联络和依靠了乡里、姻亲、戚友的宗族势力。如白旗旗主孙葵心，把圩寨筑在了离自家居住的孙腰庄20里外的姥姥家楚店集。孙葵心正是依靠姥姥家族、特别是姥姥家族的显赫人物娘舅王斌的势力起事。再如黑旗大旗主刘尿、刘狗兄弟，他们是山东人，逃荒到义门集，成为义门码头的腿子头。然刘氏兄弟本是一个家族，与其他一家一族的逃荒者及同行数百脚夫，应该说结成了具有互动共生关系的乡族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政治上经济上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与宗族组织等同。而后来刘氏兄弟与八卦旗旗主杨兴太攀了亲家，更一下拥有了杨兴太杨氏宗族及杨兴太姑表兄弟张乐行张氏宗族两个大族的宗族背景。
    除此之外，捻军领导层成员彼此之间往往存在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最后，皖北捻军领导层中，至少各旗总旗主中，除张乐行捐纳监生外，其余均无功名。
    史料记载，咸丰三年（1853），颖上、寿州“捻匪啸聚，动辄累万，主之者多绅宦旧族，始以团练召集豪强，既而资粮不给，又闻皖宁皆陷，遂谓江南无长吏，纵之劫掠，有十大帅主、十三天尊之号”（注：参见方江：《家园记》卷1，《安徽史学》1986年第1期。）；周天爵亦奏称，皖北捻匪私枭伺机而动，“文武生监，复敢乘势啸聚”（注：《清文宗实录》卷85。）。然这是咸丰六年（1856）正月雉河集会盟最终形成捻军之前的事。张乐行为盟主、旗分五色的皖北捻军，其领导层中绝大多数成员均无功名。换言之，捻军领导层与国家政权没有诸如士绅与国家政权那样直接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