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君权与教权的关系极为复杂，没有统一模式，往往因时因地因国而异。概括起来，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政教合一的。这个国家的君权和教权都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罗马教皇既是罗马教会首领，又是教皇国的国家元首；阿拉伯的哈里发既是伊斯兰教领袖，又是国家首脑。中古时代像这样的国家并不为少。一个国家首领兼有政、教双重职能，因而减少了两种权力不相协调的矛盾。这类国家或者以国家力量推行宗教，或者以传播宗教为借口扩张领土，两种情况在历史上都发生过。这或许是由于政教合一所产生的自然结果。
    第二种类型是君权高于教权，君权控制教权。君权凌驾于教权之上，一直是古罗马的文化遗产。基督教的存在和发展与君士坦丁皇帝有密切关系。拜占廷帝国继承了古罗马的传统，一直把教权置于君权的控制之下。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有关宗教的一切重大决策，必须得到皇帝的恩准。不仅如此，在伊苏里亚王朝皇帝立奥三世（717-741）以后，拜占廷推行“破坏圣象”政策，下令禁止圣象崇拜，封闭修道院，捣毁偶象，没收财产，迫使修士还俗。“圣象破坏运动”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严重打击了教权和教会势力。中国也是君权高于教权的国家，宗教活动必须听命于皇帝和各级政府。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四次“灭佛”，即所谓“法难”，即“三武一宗之祸”（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这是君权给教权严重打击的历史事件。
    第三种类型是君权与教权在斗争中互有消长。这一类型主要是西欧诸国。在蛮族入侵西罗马以后，罗马派基督教是被征服者，许多蛮族王国信奉阿利乌斯派基督教，他们把罗马教视为寇仇，而予以打击。法兰克国王在皈依罗马教之前，尽管没有接受阿利乌斯派信仰，但是法兰克战士对高卢教会的劫掠并不比其它蛮族逊色。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中有明确记载。法兰克国王皈依罗马教以后，多神教信仰依然强大，高卢教会的势力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在法兰克的初期，教权不可能与掌握刀剑的君权分庭抗礼。在矮子丕平与查理曼父子统治时期，教皇与君主建立了联盟，宗教势力逐渐抬头。法兰克君主借助这个联盟，篡夺了墨洛温王朝的政权，并把势力扩展到意大利，做了“罗马人皇帝”，成为西罗马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可以与拜占廷皇帝平起平坐；罗马教皇借助这个联盟，消除了伦巴德人的威胁，以“丕平献土”建立教皇国，压制了罗马贵族的叛乱，摆脱了拜占廷的控制。这个联盟对双方都有好处。6至9世纪总地说来，君权高于教权，但教权已开始抬头。
    11至14世纪初，具体说从格雷戈里七世即位（1073）到克勒芒五世在阿维农建立教廷（1306），是教权昌盛的历史时期。神圣罗马皇帝与教皇争夺主教授职权的长期斗争，使教权愈益强大，君权走向衰落。格雷戈里七世出任教皇时期（1073～1085），正是教会改革运动达到了高潮。在他之前，神圣罗马皇帝确实凌驾于教皇之上。教皇选举完全受皇帝控制。利四世的父亲亨利三世曾因教皇格雷戈里六世出卖圣职而将其废黜，并把一个德国人立为教皇，即克勒芒二世。教会改革的结果，在1059年确定了教皇选举的新办法，由枢机主教选举教皇从而摆脱了世俗君主的干涉。教会改革的核心是反对买卖圣职和禁止教士结婚，消除俗界对教会的污染。11世纪后期的改革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封建贵族分离，使教皇在圣职任命中拥有发言权，从而杜绝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教皇与皇帝的斗争以及教会改革的成功，教权愈来愈强化，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峰。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首肯。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他说：“教皇和国王，犹如太阳和月亮。月亮从太阳借得了光辉，国王从教皇手中获得权力。”英诺森三世说，王公选举皇帝的权力是教皇赋予的。教皇有权决定皇帝的人选，使教皇的权力成为强制性的。他公然宣称，基督是世界之主，而教皇是基督的代表。因此一切权力都属于教皇，教皇是“万王之王”。英诺森三世对教权的踌躇满志，溢于言表。英诺森三世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发动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干涉神圣罗马皇帝的选举；平息罗马豪门贵族的斗争等等，教权盛极一时。
    14世纪“阿维农囚禁”（1308～1378）之后，教权开始走下坡路。随着欧洲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形成，教权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斗争颇具有戏剧性和象征性。腓力四世为应付英法战争的巨大开支，下令向教会领地征税，因而引起与教皇的冲突。1296年教皇下令禁止教会向世俗国王纳税。法王下令禁止金银出口、断绝了教皇从法国得到的财政收入。腓力四世与教皇斗争为了取得广大阶层的支持，在1302年召开了第一次三级会议。教皇宣布要革除腓力四世的教籍，教皇代表遭到监禁。法王联合罗马贵族，蓄意推翻卜尼法斯八世，并派人潜入教皇居住的阿南尼城堡，对教皇进行暴力威胁和人身侮辱，迫其退位。一气之下，卜尼法斯八世很快死去。他死后不久“阿维农之囚”就开始了，从此教权一蹶不振，直至宗教改革。西欧各国君权与教权在长期的斗争中此起彼伏，互有消长。这是颇为特殊的一个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