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的社会舆论来看，孙中山倡导的五族共和说己为政界、知识界普遍接受，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也大力宣传五族共和。从对藏实际效果来看，五族共和说首先为留京的西藏人士普遍欢迎。1913年国会议员选举后，西藏旅京同乡会呈文北京政府蒙藏事务局，表示：“己将大总统廑念西藏之德并五族共和之要旨，呈报达赖活佛及西藏同胞。……会员等亦应黾勉从公，竭力传播五族共和之大旨，解释从前西藏同胞之误会，同享五族共和之幸福”。（注：藏文白话报1913年诸号。）这有利于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认知五族共和之真意，为北京政府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好了舆论准备。事实上，五族共和说在民国时期也为达赖等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1920年，达赖在与甘肃代表朱绣等人会面时，谈到：“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共和。”（注：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M]，1925年铅印本，第58页。）1930年，西藏地方政府在给南京国民政府信中指出：“西藏为我五族之一，唇齿相依，荣辱相与，断无离异之理。”（注：二史馆藏蒙藏委员会档案[Z]。）九世班禅大师在内地期间，也曾经常宣传五族共和，希望国内政局稳定，国家和平统一。这些都说明五族共和说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对藏人宣讲治藏政策时，也常常提及五族共和说，例如，1929年9月蒋介石派员赴藏宣慰，致函中提及“兹特派棍却仲尼赴藏慰问兴居，并开谕藏民咸知五族共和之真谛”。（注：《蒋介石为派贡觉仲尼赴藏宣慰事致噶伦擦绒函》，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第6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484页。）可见，五族共和说在当时的作用和蕴涵的价值，孙中山对此是功不可没的。
    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积极提倡民族平等团结，倡导五族共和，这是我国历史上处理西藏问题的一次重大变革，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当时，这有力地团结了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缓和了西藏地方的紧张局势，对维护西藏地方稳定和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五族共和的提法有不足之处，但是依当时的边疆形势，除了五族共和，尚无其他更好的主张来团结藏族同胞。事实上，除了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外，西藏问题的解决，最终应取决于国家的实力，以当时外侮内乱的现实，任何个人的力量都不可能根本解决西藏问题。民国时期，西藏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倡导新三民主义，为国民政府治藏奠定理论基础
    民国元年，袁世凯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西藏问题己由北京政府全权处理。孙中山曾满怀希望，认为以后应努力实行民生主义，建设新国家。怎奈袁世凯心怀野心，图谋帝制，一方面对英妥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换取英国的支持；一方面打击国民党人，破坏共和。孙中山被迫二次革命，又一次奔走于海内外，投身到民主革命中，不得不暂时放下对边疆问题的思考。袁世凯帝制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各派军阀混战，政治腐败黑暗，五族共和并未实现，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问题也未真正获得解决。面对现实，孙中山失望、愤慨，继续寻找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
    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争权夺利。段祺瑞上台执政后，为一己之私，抛弃国会和《临时约法》，图谋个人独裁。1917年，孙中山面对段祺瑞假共和的行为，举起“护法”旗帜，召集原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进行护法运动。原西藏代表积极响应，南下参加会议，计有：参议院议员（后藏地区）傅谐、龚焕辰，巴达玛林沁；众议院议员（前藏地区）乌勒吉、王庆云，（后藏地区）江聪，石凤岐。（注：可参阅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Z]，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512页。）在护法运动中，西藏代表坚定支持孙中山，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为护法运动做出了应有贡献。
    由于各种原因，护法运动终归失败，孙中山又一次陷入失望、痛苦之中，目睹时局，孙中山继续寻找救国的方法。1917年以后，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俄的十月革命，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列主义的传入，瓜分中国的巴黎和会等事件的发生，促使孙中山深刻反思和总结他的革命主张，最终形成以反帝反军阀为革命纲领的新三民主义。这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治国政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是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理论纲领。
    晚年的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最大敌人。而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团结国内各族人民共同斗争。因此，孙中山强调在国内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团结，各族人民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应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与孙中山以前积极倡导的五族共和说发生了内在的矛盾。五族共和说的不足，一是否认了其他民族的存在；二是没有树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19年，孙中山认识到五族共和说的不足，转而批判之：“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4页。）否定了五族共和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与团结。其真实意图在于为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与团结，为融国内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主张的提出做准备。
    所以，孙中山又说：“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4页。）“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主义。”（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页。）就藏族而言，孙中山认为“西藏亦几成英国底囊中物”，同蒙人、满人一样，无自卫能力，“我们汉族应帮助他才是。”就是在民族主义上下功夫，“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3-474页。）晚年的孙中山提出了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张，说明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只有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只有把国内各民族自在的中华民族意识转变成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才能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统一。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与苏俄记者谈话时又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和不可动摇的民族--（注：《孙中山全集》[C]，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8页。）完全表达出了渴望中华民族独立统一的强烈愿望，其中也包含了彻底解决西藏等边疆问题的愿望。这表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趋向成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有原国会议员、西藏籍党员代表乌勒吉参加，孙中山于1924年2月21日又任命乌勒吉为大本营咨议兼蒙文翻译官，（注：《孙中山全集》[C]，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3页。）体现了孙中山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与关心。这次大会发布了极其重要的宣言，其中核心内容是：“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注：《孙中山全集》[C]，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19页。）由于它不同于孙中山以前的三民主义理论，包含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纲领，今天我们称之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所蕴涵的理论价值，对实现中华各民族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与团结，树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认同意识具有重大意义。事实证明，孙中山提出的建立融合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毋庸置疑，新三民主义的提出也表明孙中山晚年清醒地认识到欲解决西藏问题，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就必须在国内提倡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平等，这是实现西藏地区持久稳定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