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有关西藏政策的指导原则基本上遵循孙中山生前倡导的新三民主义。1929年3月15日至28日，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7日会上通过“蒙藏与新疆”的决议案，郑重宣布“本党致力于国民革命，既以实现之三民主义为唯一目的，则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行三民主义外，实无第二要求。……中国境内之民族，应以互相亲爱，一致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为达到完全排除外来帝国主义目的之唯一途径。诚以本党之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于民权主义上，乃求增进国内诸民族自治之能力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参与国家之政治。”（注：《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国民政府对于蒙藏之法令》[C]，《关于蒙藏之决议案》，第61-62页。）全面继承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主张，并在以后的涉藏政策中均秉承本次会议精神。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第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蒙藏之决议案，提出要加紧对于西藏宣传，主要要点是：“阐明蒙藏民族为整个的中华民族之一部，并释明三民主义为蒙藏民族唯一之救星。”“说明蒙藏民族所处地位之危险，帝国主义者侵略阴谋之恶毒，及第三国际曲解民族自决之煽动宣传。”中央政府协助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交通、经济、教育建设，“惟军事、外交及国家行政，必须统一于中央，以整个的国家力量，谋蒙藏民族之解放。”“督促蒙藏民族人民积极培养自治之能力，完成自治之组织。”（注：《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国民政府对于蒙藏之法令》[C]，《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案》，第64-65页。）国民党的上述决议基本上体现了孙中山的对藏主张，并成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固定下来。随后，南京国民政府主动行动，派人赴藏宣慰，恢复发展与西藏地方的友好关系，所秉持的对藏宣传的指导方针即是三民主义原则。1929年9月23日，蒋介石派人赴藏，在致达赖喇嘛函中讲道：“自先总理领导革命，创立民国，一以力求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为职志。政府秉承遗训，奠定寰区，对于藏卫人民，无时不思以至诚博爱之心为谋安定。”（注：《蒋介石为派员赴藏宣慰事致达赖喇嘛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第6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483页。）1930年9月18日，蒋介石在复达赖喇嘛函中又谈到：“中央政府誓遵总理扶植国内民族之遗教，以力谋藏民今后之福利。”（注：《蒋介石为派员赴藏宣慰事致达赖喇嘛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第6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499页。）这表明，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期间，基本上是本着上述精神来指导对藏政策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了民族自决自治的内容，主要意思是：一是中华民族对外自决，实现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一是“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注：《孙中山全集》[C]，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7页。）对内提出中央政府应帮助国内各少数民族，用自治的办法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允许国内各民族有自治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赞成藏族等少数民族从中国分离出去，各民族自治是在统一的中国内部实行的民族地方自治。南京国民政府所坚持的西藏自治，也是秉承孙中山之精神。至于民国时期少数西藏上层人士所主张的西藏自治，是妄图从中国分裂出去，与孙中山的民族自决自治的主张、国民政府允许西藏适度“自治”的政策有本质的区别。
    综上所述，孙中山在民国时期，涉及到治藏的方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前后有两个基本理论，即五族共和及新三民主义，五族共和在民国初期，对团结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新三民主义则是南京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主要指导纲领，也十分有利于团结广大的藏族同胞，维护西藏的稳定和统一。还应当指出，由于抗日战争及连年内战的原因，国民政府在具体实施治藏政策时，实效并不大。
    三、修筑铁路、发展经济、建设西藏
    孙中山在关注西藏政治问题的同时，还高度重视西藏地方的建设，设计了发展西藏的蓝图，也就是实现他一直主张的民生主义。早在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即提出在西藏修筑铁路，1899年12月22日，孙中山发表《支那现势地图》，在文中他提出在中国中部地区，以上海为起点，修建至江宁，到汉口，至成都的铁路线，“再向西经双流、新津、邛、名山、雅州、荥经、清溪、打箭炉、里塘、巴塘、出西藏”。（注：陈旭麓、郝盛潮主编，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初步勾勒出在西藏修筑铁路的蓝图，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修铁路，巩固边防，抵御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但是，清廷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加剧了边疆危机，促使孙中山立志革命，以救中国。此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内外，致力于反清斗争，无暇详细筹划边疆问题。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详细设计了在西藏地方修筑铁路、发展经济、建设西藏的规划。
    （一）修筑铁路，保卫西藏 近代以来，西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英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所以，孙中山认为发展西藏就必须首先修建铁路。铁路修通后，既可以巩固国防，又可以发展经济，开发资源。因此，孙中山一直重视对西藏的铁路建设。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强调军事实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必要保障。“现在以国防不固，……英国在西藏进行。我国兵力若能保护边圉，断无此等事实。”（注：《孙中山全集》[C]，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3页。）指出了我国军队无力保疆卫土的事实。他认为，我国并非缺乏兵力，保卫西藏，实因交通不便，以致不能及时运兵到西藏地区。“倘有铁道，则交通便利，可将内地之军队输于边疆，以保吾圉。如蒙古，如西藏，皆由兵力薄弱，以致外侮侵凌，是皆交通不便之故。”（注：《孙中山全集》[C]，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6页。）故孙中山主张政府应尽早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注：《孙中山全集》[C]，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3页。）希望通过修筑铁路，达到巩固西藏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
    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在1912年间在众多场合反复陈述了修建铁路的重要性，并表示要专办全国铁路，争取10年时间修筑20万里铁路线。1912年6月，他曾建议修筑三条全国铁路线，其中的南路铁道线“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注：《孙中山全集》[C]，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4页。）这条路线起于沿海城市，达于西藏地区，这对于巩固西藏等地的边防，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西藏与蒙古问题密切相关，民国元年蒙藏形势一度呈现危势。孙中山认为“蒙藏风云日亟一日，若不赶筑铁路，后患不堪设想。”遂建议政府专门修建一条贯通蒙藏地区的拉萨至车臣汗的铁路。由拉萨起，经过新疆，直达蒙古车臣汗。再由拉萨筑一支线，“至四川成都，而与滇、蜀铁路相接，若此路一成，不惟蒙、藏交通上大有裨益，即军事上亦种种便利。”（注：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4页。）如果不急将铁道修成，“则俄人必欲夺我之蒙古铁道路线……英人必欲夺我之西藏铁道路线。……铁道为人所夺，国即为人瓜分。”（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5页。）列强如在蒙、藏边疆修筑铁路，则路权必为之所夺，路权丧失则沿线国土必沦为敌手。孙中山呼吁在蒙藏地区修筑铁路，反映了他对蒙藏形势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不过，从西藏修建通往蒙古、四川地区的铁路，虽可运兵御敌，巩固边疆，但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国家实力以及技术条件看，是不可能在上述地区大规模修筑铁路的。
    （二）发展西藏地方经济 民国时期，孙中山非常重视民生建设，意图通过发展实业实现国家富强。发展西藏地方的经济，自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内容。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拟有在西藏地区修筑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移民垦荒的规划，期望能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这一定程度上会密切藏族与内地人民的各方面联系，有利于西藏地方的稳定与繁荣。
    孙中山认为发展经济，当以交通为最重要。计划交通，又以铁路为先。对于西藏地方而言，也是如此。铁路在利于国防的同时，也是发展西藏经济的首要条件。所以，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拟在全国修建中央、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高原等铁路系统。修建通达西藏地区的铁路线主要是在高原铁路系统中，包括：拉萨-兰州线，拉萨-成都线，拉萨-大理车里线，拉萨-提郎宗线，拉萨-亚东线，拉萨-来吉雅令及其支线，拉萨-诺和线，拉萨-于阗线。（注：《孙中山全集》[C]，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70页。）所拟定的通往西藏地区的铁路线具体详细，与内地的铁路线连接，通往各沿海地市，形成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