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修好后，就可以开发西藏地区的资源。边疆铁路线所经之地，皆是资源丰富之地。“如满洲、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处，皆物产殷富之区，徒以交通未便，运转不灵，事业难以振兴”。（注：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57页。）高原铁路系统可以开发西藏地区的矿产，因西藏地区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中国人则目西藏为西方宝藏，盖因除金产丰富外，尚有他种金属，黄铜尤其特产”，故可以重点开发黄金、铜等矿产，“当世界贵金属行将用尽时，吾等可于此广大之矿域中求之”。（注：《孙中山全集》[C]，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0页。）必将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但孙中山也认识到西藏地处高原，自然条件恶劣，铁路修建起来工程繁难，耗资巨大，只有待其他铁路线完成后，才能修筑，所以，西藏地区的矿产可以留待最后开发。
    在西藏修筑铁路的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便于移民垦荒。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拟有“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的规划，（注：《孙中山全集》[C]，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2页。）为了便于移民事业的进行，孙中山建议用科学系统的方法指导移民，“以特惠移民，而普利全国”。所提设想是土地由国家收买，设为农庄，长期贷给移民。移民之初，所需的资本、种子、器具、屋宇应由国家供给，“依实在所费本钱，现款取偿，或分年摊还。”（注：《孙中山全集》[C]，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4页。）待一个地区的移民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授以自治权，并对移民进行民主政治精神的训练，使其能经营个人事业。
    孙中山的上述设想为部分西藏上层人士所了解，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1929年1月，九世班禅大师驻京办事处正式成立，发表宣言：“且藏、康、青海，地广人稀，芸畴万里，蕴藏丰富，若依中山先生之实业计划，则大有裨于国计民生。”赞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并在宣言中呼吁国人不仅要注重珠江、长江、黄河流域的开发，也要重视对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开发。（注：《班禅驻京办公处成立宣言》，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第7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3089页。）这说明，孙中山开发西藏、建设西藏的主张有重大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士的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历届中央会议上，凡涉及治藏政策时，国民党皆强调指出要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搞好西藏建设。由于抗日战争、内战等原因，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西藏建设，有关发展西藏经济的政策多停留在“文件”上，基本上没有具体的行动，这也是国家内乱外侮现实的客观体现。
    此外，在西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是建设西藏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尚无材料表明孙中山对此直接提出过具体的建议。但是，孙中山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是肯定的，民国刚一成立，孙中山就强调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对待落后的地区，要帮助他们发展教育。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对《中华民族大同会请拔款创设蒙、回、藏师范学校》呈文批示，“中华民国既合五大民族而成，自应施以同等教育。蒙回藏语文各异，尤应首先养成师资”。（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C]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9页。）提倡培养藏族人才，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以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皆对此有所实施，在京创办蒙藏学校，培养藏族人才。这对密切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感情，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有利于西藏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当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在西藏地方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及进行经济建设，是难以实现的。孙中山晚年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了反帝反军阀的奋斗目标，这实际上已指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也就是说，只有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西藏地方的稳定以及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才能得到根本的保证。今天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关于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文化事业，修筑通往西藏的铁路，增强藏族同胞自治能力的主张，在全国人民努力下，正在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