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初期的历史进程，违背开国元勋们普遍厌恶党争的主观意愿，①出现了两个全国性政党，即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杰斐逊为领袖的民主共和党的对立。1789—1816年间，②两大政党围绕着国家的内外政策进行尖锐斗争，为争夺总统职位和国会控制权展开激烈角逐，形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党争。这次党争对美国未来历史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对这个时期两党斗争的一些重大问题加以分析，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是美国政党研究中的一个必要和有益的课题。本文试就第一次党争时期进步与保守、成功与失败等问题陈述己见，权作一则读史心得。
    一、进步与保守两点论
    史学界传统上往往把汉密尔顿联邦党说成是保守派，而把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视为进步派。笔者认为，笼统地给两个政党戴上一顶保守派与进步派的帽子，未免失之片面。如果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对两党的所做所为加以具体分析，就会得出与上述简单论断不尽相同的结论。
    “进步者”，适合时代要求，促进社会发展之谓；“保守者”，维持现状，不求改进之谓也。衡量一个政党进步与保守，不能仅仅看其政策主张是否对劳动人民有利（直接生产者处境的改善，只是解放生产力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对社会的发展起推进作用。如果对民主共和党与联邦党的政治、经济主张及其实践作一全面考查，就不难发现，两党各自都有其进步的一面，也都有其保守的一面。
    在政治上，就其总的政治倾向而言，汉密尔顿联邦党奉行贵族政治路线，比较保守，杰斐逊共和党倡导并实施民主政治，比较进步，这是事实。但也不可一概而论，许多具体问题，还需作具体分析。比如，联邦党人提倡集权论，强调秩序，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便使联邦政府有足够的权威，维持社会的稳定。汉密尔顿制定的联邦党的各项政策，都贯穿着这种精神。他的财政政策，其涵义既是经济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结束财政的紊乱状况，也是为了要加强联邦政府的力量。”③其实施结果，不仅推动了资本的迅速集中，而且制造了一个与联邦政府共命运的阶级，充当强大政府的政治支柱。就连他们推行的国产税，也并非纯为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以支付发行新公债的巨额利息，还有着把政府权力实施到边远地区的人民身上的政治目的。而且，依法纳税，履行公民义务，也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联邦党人坚持“从宽解释宪法”，从宪法的“必要和适当条款”中引申、派生出所谓“默示权力”，其政治意图，也在于扩大和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以加强政府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适当性。1781—1788年联邦制时期，州权至上，中央权力甚小，曾造成严重恶果。召开制宪会议，制定宪法，正是为了克服“弱政府”的弊端。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致力于建设一个“强政府”，也是出于这个考虑。一个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在尊重州权的同时，保持中央政府的相对集权，对维护联邦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如果说联邦党人反人民、反民主的贵族政治路线是保守的，那么，他们推行的旨在加强联邦权力的措施，则是进步的。
    同样道理，杰斐逊和民主共和党人，在理论上，坚持《独立宣言》的革命精神，主张“从严解宪法”维护宪法规定的州权和人民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坚持按照“人民主权”原则治理国家。在实践上，处于在野地位时，领导下层群众反对联邦党的专横政策，遏制了美国向贵族政治发展的趋势；1800年成为执政党后，杰斐逊总统进行多项政治改革，奠定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都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进步行为。但是，做过了头，也会走向反面。比如，为了反对约翰·亚当斯政府的四项摧残人权的反动法令，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分别起草《肯塔基决议案》和《弗吉尼亚决议案》，把联邦与各州说成是一种“契约”关系，公然宣称各州有权判定联邦政府哪些法令违反宪法并宣布其无效。尽管当时他们主观上是想借助于强调州权来维护人权，只是以此表示对联邦党侵犯人权的恶劣作法的一种抗议，只是一种策略，其“用意并非推动某些州反对联邦政府，并挑起分裂”。④尽管后来分离主义分子多次利用这两个决议案搞分裂联邦的活动不应由杰斐逊和麦迪逊承担责任，但这种论调毕竟同以前邦联制时期的州权至上论相类似，与以后的极端州权主义在理论上同出一辙，其客观影响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⑤因此可以说：在实行联邦党的美国，强调集权者未必“保守”，维护州权者未必“进步”，实践效果及其客观影响才是判定其“进步”与“保守”的唯一标准。
    在经济上，汉密尔顿联邦党推行的财政政策——偿债政策、银行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等，建筑在对人民大众进行掠夺的基础之上，直接为商业金融资产阶级牟取暴利，带有明显的阶级利己主义性质。杰斐逊愤怒地抨击这些掠夺性政策是“劫贫济富”，⑥可谓一针见血。然而，象汉密尔顿这样的大政治家，决非私利熏心的小人。⑦他在制定这些政策时，既近忧国家的燃眉之急，又远虑共和国的未来，其实施效果，既迅速恢复了国家信用，使联邦政府摆脱了财政困境，又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促进了经济繁荣，把国家引向了顺乎世界大潮的资本主义之路。一个推动了美国社会前进的党，何以贬称其保守？相反，杰斐逊作为民主共和党的领袖和理论家，发展工商业，要使美国避免资本主义，并领导他的党不遗余力地反对汉密尔顿联邦党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政策，一脉情深地向往自给自足的独立小农社会，鼓吹美国人只将从事农业，“让我们的工厂留在欧洲”。且不说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牧歌式的世外桃园根本不可能存在，即或存在，也势所难免地被卷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旋涡，充当资本主义欧洲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逃不脱沦为殖民地的命运。面对着资本主义已经起步的美国，倡导这样一种乌托邦，岂不是拉着历史车轮倒转？这不是进步，而是保守，不是促进，而是倒退。要不是该党执政后审时度势及时转向，继承了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恐怕摘不掉经济上的保守派这顶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