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美国也进行着划时代的变革，在经过激烈的辩论和斗争后，美国完成了由邦联政府向联邦政府的过渡。杰出的独立战争领袖华盛顿荣任第一届总统的美国第一届联邦政府成立。它大大扭转了过去那种松散无力的局面，政府权力空前加强，政府和总统在外交政策中的权力和地位也空前提高。因此，为以后政府制订统一的外交政策奠定了良好基础。
    美国政府内部，围绕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边疆诸州的农民，东部的技工，城市市民和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人，十分同情法国人民，坚决要求支援法国人民进行的革命。而以工商业资本家为代表的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则竭力反对，并且企图让美国政府同欧洲封建国家一道共同镇压法国革命。作为美国总统的华盛顿，对于这场“纯粹的欧洲战争”保持着政治家所特有的那种冷静与沉着，他不愿以同法国的联盟来代替已经废弃了的与英国的关系而使美国重新卷入旧世界持续不断的战争中去。当他意识到美国所居的有利地理位置时，就抱定了一种避开欧洲而中立的态度。为此，他说：“我主要的动机是勉励使我国得到一个机会，以保卫并且完成近来建立的制度，向前进步无阻，到那种有力坚固的程度，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12)这深刻说明了华盛顿急切地欲摆脱欧洲战争的羁绊，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安全，反对外来势力缠绕的实用策略，为其大陆主义外交政策的形成作好了准备。
    第三，法国革命期间，政权更迭频繁，外来武力干涉日甚一日。法国政府为抗击反法同盟，急需战争经费，于是加紧向美国催逼欠债。因此影响了美法人民的感情。因为当时的美国毕竟还十分落后，经济发展起色不大，如果一时要把所有欠的外债即刻还清，确实有相当难度。但是，美国人咬紧牙关还清了法国债务，国内经济因此受到了不小的震动，法美关系开始罩上了阴影。
    此时的英国，一直不甘心就这样在北美失去利益。因此经常寻机挑动事端，制造边疆纠纷，借以报复美国，尤其令美国人民不能容忍的是，英国舰队在海上任意劫掠美国船只，严重破坏了美国正常的海上贸易。法国鉴于与美国的关系不如以前。一怒之下，也曾借口“查禁英国船只”，参与掠扰美国商船。这一切都使美国政府深感不安，他们竭力要求国内和平与国家的独立与安全，极力想摆脱英法的无理纠缠。于是，美国政府深思熟虑后，决定派专人去伦敦与英国协商，解决英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解决法美同盟关系。为了美国的和平与安宁，美国政府在作了最大的妥协与退让后，忍辱与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使一度紧张的美英关系暂时得到缓和。当美英订立条约的消息被与英国激战正酣的法国政府知道后，大骂美国忘恩负义，美法关系顿然紧张，大有即刻开战之势。只是在美国政府紧急解释，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之后，两国才勉强握手言和。但在1798—1801年很长一段时间内，法美在海上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这已说明两国同盟关系的亲昵气氛已烟消云散，因此，1800年9月30日，“同盟条约”宣布正式废除。华盛顿离任前的愿望得到实现，美国最终避免了一场战争。
    华盛顿总统在任期间执行的外交政策，可称之为大陆主义外交政策。他在其《告别演说》中总结道：“欧洲有一些根本利益同我们没有关系或只有其微小的关系。因此，欧洲必然经常忙于争吵，其起因实质上与我们的利害无关……，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免与外界任何部分结成永久性联盟，承担永久性的义务，并因此束缚自身。”(13)“不过，华盛顿也并没有不许达成暂时的协议或不许承担有限的义务，只要这些协议和义务直接为了美国本半球的利益。”(14)足见美国制订外交政策是何等紧紧地抓住维护本身根本利益这一最基本的外交原则。比尔德写道：“虽然华盛顿并没有把他的对外政策叫‘大陆主义’，或用任何一个单词来表示它的特性，但是用这个词来概括还是很合适的。华盛顿在处理美国对外关系时，最关心的是维护年轻的共和国在与交战的欧洲远隔三千英里水域的大陆本土的安全与独立。”(15)大陆主义政策在继华盛顿后的历届总统中都得到了贯彻执行和发展，而且确实起到了创始者所希望的效应。因此，“大陆主义”是华盛顿以后几届政府外交政策上实用精神的集中表现。
    四、“门罗主义”标志着美国实用外交的发展
    北美与拉美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美国独立革命的胜利，带动了一大批欧洲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些新政权如同英国殖民地的革命一样同欧洲战争和政治截然分开，西班牙殖民地革命使大部北美洲和全部南美洲脱离了欧洲的冲突。在这块大陆上，只是英属北美和俄属阿拉斯加还同欧洲的政治命运拴在一起(16)。美国政府一直为彻底摆脱欧洲而努力，但始终未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在拉美出现的这许多新生国家，它们的共和制度等等，与美国极其相似，加之同生活在一块美洲大陆，极易形成共同的情感。何况美国与拉美各国互为邻邦，有共同的安全利益。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使他们认识到相依为命的重要性。因此，在美洲欲真正摆脱欧洲纠缠，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从而孕育了门罗主义的萌芽。
    门罗主义的出笼在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由欧洲神圣同盟和西班牙的威胁所致。如1823年10月16日，俄国驻美公使图耶尔男爵受沙皇政府之命，告知美国国务卿亚当斯，俄国不会承认拉美国家的独立。11月17日，图耶尔又将沙皇签署的一份文件摘要递交美国，在这个文件中，沙皇猛烈抨击了共和制度，系统阐述了要坚持君主制的原则(17)。于是在欧洲，以俄国为首的神圣同盟和西班牙，耀武扬威，积极准备武装干涉拉丁美洲国家。对拉丁美洲乃至北美洲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政府的“门罗宣言”正好迎合了拉美新生国家维护独立与安全的要求，而拉美新生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对于更好地维护美国的独立与安全也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