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大批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国外学者所重视，研究成果颇多。我国解放前，陈垣、陈受颐、阎宗临等学界名流也多有论著。1957年，朱谦之先生任教北大时，着手修改他于1940年出版的旧作《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将此书的“前论”作为讲义印发，文中有关耶稣会士的论述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在此后的两三年间，《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批文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针对朱先生认为耶稣会士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来华耶稣会士被定性为“西方殖民者配合其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一支先遣队。”①除了朱先生1959年发表的两篇答辩文章外，此后20年间，鲜见不同意见。
    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大有改观，不但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数量大增，而且初步形成了不同意见争鸣的局面。②近十余年来，对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个体研究较前深入，研究范围也正在不断拓宽，但是，对耶稣会士的群体研究，较之当年围绕朱谦之先生的观点而展开的论战，无论在论点或论据上，尚无多少新的突破。
    朱杰勤先生在为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关于耶稣会士的性质，耶稣会士来华的动机、经过及其作用等问题，都是研究中国历史及世界史者不容忽视的。”③朱杰勤先生的意见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目前对耶稣会士的个体研究和专题研究，推进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使之具有坚实的基础，但要回答朱杰勤先生提出的问题，则需要把耶稣会士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这个问题阐明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分期问题
    关于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分期问题，有几种不同意见，各有其理由。我主张分为三期。第一期从罗明坚进入中国内地（1580年）到南怀仁去世（1687年）。以下几位都是在这一期中比较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金尼阁、艾儒略、汤若望、卫匡国、闵明我、柏应理、南怀仁。为耶稣会士入华探路的沙勿略虽早在1552年就到了珠江口外的上川岛，其后范礼安于1578年到达澳门，为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地作具体准备，但他们均未在中国进行过传教活动，所以把我1522到1580年视为序幕。第二期从白晋等5名法国耶稣会士抵达北京（1687年）到钱德明去世（1793年）。以下几位都是在这一期中比较著名的耶稣会士：白晋、张诚、马国贤、马若瑟、冯秉正、郎世宁、宋君荣、蒋友仁、傅圣泽、钱德明。钱德明死后虽然还有两名耶稣会士继续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但他们已无任何值得一提的活动，所以我把1793年到1815年视为尾声。1834年，耶稣会士开始再度来华，由此开始了第三期，此后来华稣会士的性质、动机和作用，与前两期均有重大差异。本文仅讨论第一期和第二期，即1580至1793年之间的在华耶稣会士。
    （二）关于背景和动机
    耶稣会是以反对宗教改革运动，重振天主教会，维护教皇的绝对权威为宗旨的组织，对于它在欧洲历史上的反动性，我国学者从未有过岐见。但是对于入华耶稣会士是否“殖民主义侵略先锋”，他们的活动是否“文化侵略”等问题，至今仍见仁见智。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否则难免失之偏颇。
    从经济上看，早期欧洲殖民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从16世纪起开始走向衰败，逐渐落在英、法等国后面。到了17世纪，英国虽然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体系尚处在形成过程中，工业革命迟至18世纪中叶以后才真正起步。法国的经济此时与中世纪相比，并无多大差别，工业生产依然以大量手工业作坊为主，离资本主义工业化尚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反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末已经出现，市民经济曾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战乱虽然使经济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但清初的几位皇帝沿用汉族统治者行之有效的政策，诸如蠲免赋税、奖励开荒、兴修水利等，使农业生产较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尽管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并无重大突破，但高度发展的自然经济却逐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与刚刚起步走向近代经济的西欧国家相比，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明显地有过之而无不及。耶稣会士们在中国见到的，不是非洲和南美洲的原始和落后，而是令他们惊诧的富饶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