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耶稣会士并非人人事事都与中国人同心同德。出于开辟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陆路交通的需要，或者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原因，北京的耶稣会士对来到北京的俄国人和欧洲人，通常都极表友好，主动提供方便。例如，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抵京前，法国耶稣会士罗广祥就背着中国政府派人送信，提醒马戛尔尼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要多加小心，并毛遂自荐为英国使团充当翻译，顶替葡籍耶稣会士索德超。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钱德明虽已沉疴缠身，还抱病写信告诉马戛尔尼：任何外国使团在中国均被视为朝贡，对于与中国人的交涉切不可抱有奢望，而且要有足够的耐心。此事虽表明法、葡两国的耶稣会士的明争暗斗，但也说明这些耶稣会士虽然已在中国居住数十年，内心深处却依然把欧洲人视为亲人，而把中国人视为外人。类似的活动虽算不得提供秘密情报，但对中国政府显然不是友好的表示。在这类事件上，我认为应根据史实进行过细的分析，才能避免不公正和溢美。
    二、有人说，耶稣会士干预中国内政，甚至企图制造宫廷政变。
    一般地说，耶稣会士对政治是不关心的，他们的会规规定终身不婚不宦。一些耶稣会士虽然官至二品，但实际上只是在钦天监做一些纯技术性的工作，并不参与政务。他们亲近皇帝、皇族和大臣，主要是为了便于传教而找个靠山，并不计较他们的政治倾向。汤若望在明末为崇祯皇帝服务时尽心竭力，改朝换代后为顺治皇帝服务同样兢兢业业。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个耶稣会士卜弥格却在为南明政权服务，并且不辞辛劳，飘洋过海到罗马去向教廷求援，支持永历皇帝抗清。与此同时，利类思、安文思则在四川为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服务，后来被清兵俘获送到北京，却又成了钦天监的重要成员。至于穆敬远，他与康熙皇八子允{K5DA03.JPG}、皇九子允禟亲近，又深得康熙信任，曾在康熙面前为允禟说过好话。雍正即位后，允禟和穆敬远均被捕，送往西宁二人继续往来；1726年，穆敬远被处死。过去有人说穆敬远在雍正即位后南下广东，煽动反对雍正的叛乱。但据托马的叙述，穆敬远去广东是在康熙皇帝驾崩之前，而且是为他去采购珍品。康熙殁后，穆敬远的朋友捎信叫他切莫返回北京，因为允禟的对手雍正已经称帝，但穆敬远不以为然，仍回北京，不久即被捕。（12）两种说法中，穆敬远何时南下广东是关键，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托马是遣使会士，对耶稣会士并无好感，不大可能歪曲事实为穆敬远开脱罪责。穆敬远本人的供词似乎也可作参考：“我当日原看他（指允禟-笔者）是个好人，不想后来知道圣祖皇帝宾天的时节，他连一点眼泪也没有。又听得他给十阿哥寄书子的事情，才知道我被他哄了半辈子了。我是个外国人，我逢人赞扬他的好处，这是我该死。我还有什么说得！”（13）要说耶稣会士干预国事，到真有一件，那就是顺治皇帝为立嗣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建议立玄烨为太子，理由是他已出过痘。顺治果然传帝位于玄烨，玄烨便成了后来的康熙皇帝。但在我看来，这只能说明汤若望与顺治皇帝的亲密关系，谈不上干预中国内政。
    三、有人说，耶稣会代表历史逆流，由耶稣会士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谋介，令人遗憾。
    耶稣会确是反对欧洲宗教改革的急先锋，绝对服从教皇，算得上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宗教团体。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后，并未脱胎换骨，更没有变成欧洲宗教改革的促进派。问题是，在中国这个非基督教国家里，不存在是否要对基督教进行改革的问题，他们的反动性没有充分暴露的机会。他们面对的不是基督教改革派，而是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在与这两种势力斗争中，耶稣会士与在欧洲反对宗教改革一样，也是不余遗力的，只是由于势单力薄，不可能象他们在欧洲那样不择手段。上文已经述及，沟通中西交流并非他们来华初衷，而是历史使然。他们心中只有上帝、教皇和国王，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卫道士。钱德明获悉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丧命断头台的消息，当即昏倒在地，当夜就一命呜呼。在“礼仪之争”中，耶稣会士与在华其他修会的传教士相比，显得较为明智、开通，甚至可以说进步。他们甚至因此而为教皇所不容，落得个耶稣会被勒令解散的下场。撇开“礼仪之争”诸多复杂原因，例如法国与葡萄牙的矛盾、修会之间的倾轧等等，单就罗马教廷与在华耶稣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而言，其性质并非先进与保守，而是在共同目标下的方法之争。教皇既不了解中国实情，更不理解耶稣会士的良苦用心，他们入乡随俗，迁就中国人的礼仪，归根结蒂是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势力，因而也就是为了教皇。至于他们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中较有作为，那是与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这个优越条件分不开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说：“借用现代语言，我们可以说，耶稣会士在中国问题上、在其他遥远国度传教中站在左边，而在国内却站在右边。”（14）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当他们研究中国时，力图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纳入基督教范畴，其论据之荒谬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他们惊人的偏见和顽固的立场。就他们的世界观而言，实在比当时许多中国文人更为落后。
    我在开篇处就将本文评述的耶稣会士严格限定在1580至1793年之间，因为在我看来，此后来华的传教士，无论天主教或新教，无论什么国籍和修会，都是在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截然不同的活动的。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以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为后盾，企图把外来文化强加给中国，而且还干了不少罪恶的勾当，激起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以致教案迭起。但是，在本文涉及的期间内，我认为，耶稣会士的活动基本上是正当的传教，不能斥之为文化侵略。庞朴先生的一段话，说得虽含蓄，但却颇为得体：“我们知道，中西文化之正面接触，至少从17世纪便开始了；当时的‘冲突’是颇为文明的。尔后各自自身都有了若干变化，彼此之间也拉开了距离。”（15）我是很同意庞朴先生这一见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