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虽然对内专制独裁，对外穷兵黩武，于文化和科学事业却很热心。财政总监柯尔伯为发展科学研究和向远东扩张，首先想到了耶稣会士。1680年他为此事召见巴黎天文台长卡西尼和耶稣会士洪若翰时说道：“神父，科学不值得你们远涉重洋、背井离乡，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但是，教化众多的生灵，使之皈依耶稣基督的宏愿，却常使你们作此种旅行。希望你们珍惜这种机会，宣教之余在当地进行大量考察，使科学和百工臻于完善。”⑦话说得很婉转，很策略，但让耶稣会士来华作科学考察的意图是清晰的。被选定的6名耶稣会士在学问方面都有较高造诣，其中4人是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路易十四发布诏令， 授予他们“国王的数学家”的头衔，携带大量书籍和科学仪器以及在中国建立科学院的使命来华。需要指出的是，路易十四和柯尔伯交付的科学考察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海外扩张服务的。法国驻里斯本大使在向葡萄牙国王通报法国耶稣会士来华一事的信中写道：“我王决定派遣6名耶稣会士经暹罗、澳门到中国。他们的使命是在海陆途中测量经度、磁针的倾角和变化，以及一切能改善地图和航海的事项。”⑧
    以上事实表明，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耶稣会士来华确实都与派遣国的扩张政策有联系。现在的问题是，包括通商和派遣传教士在内的这些活动，对于中国来说，是否已构成殖民或侵略。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在内的欧洲当时的强国，面对当时比它们更为强大的中国，虽不乏殖民和侵略的欲望，但不具备殖民和侵略的实力，而只能寄希望于通过贸易来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和捞取利润。中国政府虽实行严厉的海禁，贸易却禁而不止，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商人有利可图。欧洲的官商和民商在对华贸易中虽然不择手段，屡有欺诈和海盗行径，但这种不当的贸易行为并非以政治或军事压力为后盾，而且也不危及中国的主权。中国人不是在外国势力的逼迫下，而是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贸易的。因此，从总体上看，这是正当的、互利互补的国际贸易。再从贸易的具体内容来看，不是欧洲国家向中国倾销廉价工业品，而是中国向它们输出价廉物美的商品。欧洲国家没有可供向中国输出的大宗商品，只得以大量白银换取它们所需的茶、丝、瓷等。这种情况与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开路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是大不相同的。中国政府当时对外国势力的抵制，也并非反抗侵略和殖民。马克思在评论17世纪清朝政府的排外政策时写道：“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⑨至于此前明朝政府的闭关政策，则与倭患有直接关系，这早已得到公认。
    至于耶稣会士，他们的心态与他们的国王和教皇的扩张企图之间，也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葡籍和法籍耶稣会士虽具有强烈的愿望为各自的国家利益服务，并因此而争斗不休，但其实际行动却亦仅限于通过传教扩大本国的影响，几乎无人直接参与对华贸易，更不必说配合政治和军事行动了。对于他们来说，传教就是为教皇和国王效力的具体行动。
    综上所述，我认为：既然中国并未遭到欧洲国家的侵略，那就没有理由说耶稣会士是“侵略先锋”。在我看来，一部分耶稣会士是仅为传教而来的传教士，另一部分则是既为传教也为国王效力而来的传教士。如此而已。
    （三）关于活动和作用
    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在许多著作中已有详细的介绍，无需赘述其细节。我把他们的活动概括为四项：一、传教；二、为皇帝和宫廷服务；三、向中国人传授西学；四、研究并向欧洲介绍中国。
    传教是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和首要任务，其余活动都与此有关或为此服务。对于下層平民，传教主要以口头方式进行。对于上層官员和文人，传教主要以著书立说的方式进行；这些诠释基督教主义的著作，成了我们今天研究中西文化冲撞和交流的珍贵文献。
    为皇帝和宫廷服务，对于耶稣会士来说，包含着双重意义。首先是为了站稳脚跟。他们深知中国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倘若不能讨得皇帝的欢心，不但可能被赶走，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其次是企图以皇帝为突破口，将整个中国基督教化，并进而使中国的周边国家基督教化。白晋在向路易十四的报告中说得非常清楚：“如果这位君主（指康熙-笔者）改信天主教，必将收到人数堪与全欧洲匹敌的辽阔的中国改变信仰的可喜成果。继而，由于中国周围各国国民向来崇拜中国文化，遵从中国的格言与习俗，所以他们也将仿效中国，归依天主教，从而体现了康熙皇帝改信天主教的巨大影响。”⑩耶稣会士提供的服务，项目繁多，包括传授西学、任职钦天监、参与外交谈判、铸造火炮、测绘地图、建修园林、伴驾巡幸、修理钟表和仪器、绘画奏乐、医治疾病等等。他们以这些服务为代价，换取了许多优待，使他们即使在在禁教时期，仍能安全地留居北京。
    在传授西学方面，明末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等人，与此后的耶稣会士略有不同。利玛窦等人交游的对象多为名士，他们介绍和传授西学的目的在于显示才学，借以提高自己的身分和名望，进而诱使中国名士认识、研究乃至信仰天主教。一言以蔽之，是自我推销。他们人数虽少，但经由他们而传入中国的西学所产生的影响，却不亚于继他们而来的为数众多的耶稣会士。自汤若望与顺治皇帝结成忘年交后，传授西学的对象由主要是名士变成了主要是皇帝，其性质也由自我推销变成了智力服务。除了天文历算和制造火炮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外，传授给皇帝的西学很少越出宫墙。通过传授西学传教，既是天主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独具的特色，也是耶稣会士有别于其他修会在华传教士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