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并向欧洲介绍中国方面，第一期与第二期也不尽相同。在第一期中，来华前对中国知之甚少的耶稣会士们“发现”了中国的辽阔幅员、众多人口、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等等，深感若能使中国人归化，对于天主教会来说，其意义不可估量。但他们势单力薄，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亟盼获得教廷和欧洲各国的支援。为了争得支援，利玛窦、金尼阁、曾德昭、卫匡国、柏应理等耶稣会士，用西文撰书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儒教、民情习俗等。这些著作并非科学研究成果，但在欧洲出版后，却极大地帮助了欧洲人了解中国，并由此揭开了东学西渐的序幕。在第二期中，耶稣会士们除了继续向欧洲介绍中国外，开始并日趋深入地推进对中国的多方位研究。这种研究的动力来自三方面：一、天主教会内部延续百余年之久的中国礼仪之争；二、欧洲非教会学者对中国的巨大热情和汉学的兴起；三、法国政府科技政策的鼓励和支持。来华耶稣会士增多，皇帝和宫廷所需服务量减少，耶稣会士汉语水平提高，从而为这类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这类研究在第二期后期成绩斐然。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在社会人文方面，涉及历史、哲学、语言文学、宗教、政治、法律、音乐、绘画、民俗和某些少数民族等，其中对中国古籍经典的研究尤其用心。白晋的《易经》研究引起康熙皇帝的重视，特诏另一名耶稣会士傅圣泽进京襄助一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研究的深度。关于耶稣会士对中国自然科学的研究，以往仅述及天文、数学和大地测量，其实，第二期后期的耶稣会士在其他方面花了很大功夫。1776至1814年间在法国陆续出版的《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16巨册，在华耶稣会士巴多明与法国学者的大量通信，北京耶稣会士寄给曾任财政总监和国务秘书的贝尔坦的大量书信和报告，都包容了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自然科学的许多研究成果，范围相当广泛，诸如天文、地理、数学、动物、植物、医学、药学、农业、化学、治金、纺织、军事技术以及园艺、交通等应用技术，几乎无所不包。这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与传教脱钩，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这与初期为推进传教而研究中国很不相同。
    关于入华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我国学者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在史实方面并无多少争议，在总体评价上却分岐较大。我只想就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简要地陈述我的见解。
    世界是一个整体，但在新航路发现之前，东西方之间仅有少量的商旅往来，基本上处于彼此隔绝互不了解的状态。欧洲资本主义的萌生和发展，为耶稣会士东来提供了机遇。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从此突飞猛进，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我们把视野从中国历史扩展到世界历史，那就应该承认，耶稣会士最重要的历史作用，就是为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传递了信息，架设了桥梁，从而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冲撞和交流。他们的这种历史作用，无论对于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欧洲，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是从耶稣会士来华开始的。利玛窦为中国带来了第一幅世界地图，《明史·外国传》关于欧洲数国的记载中，一些准确可靠的叙述大多是耶稣会士提供的。李之藻、王徵等明代中国学者赞誉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有我中国昔贤所未谈及者”，“悉皆发此中从来所未有”。由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显然有别于中国的儒释道，这就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应该说，在世界历史上，这是中西文化首次大规模的正面接触和交流，为中国人提供了认识世界、重新审视自己，进而走向世界的机会。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中国传统思想对外来文化的巨大抗力，这次接触和冲撞没有在中国产生任何真正深刻的影响，我们失去了一次走向近代、走向世界的机会。反观欧洲，耶稣会士传过去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对于欧洲人来说，同样是闻所未闻，同样为他们提供了认识世界、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可以说，当时的欧洲成了中西文化首次大规模接触和冲撞的另一个场所。欧洲文化中心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圣经》对于世界历史所作的解释遭到了怀疑和否定。中国的范例向欧洲人揭示：一个没有基督教的国家，也可以创造高度的文明，可以具有高尚的伦理道德。于是乎，在一些先进的思想家看来，基督教的存在自然便是不必要的了。如果说，这次接触与冲撞在中国仅波及上层社会，那么在欧洲，受到冲击的范围则要大得多。荷兰的斯宾诺莎，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尽管他们对应否把中国看作典范这一点见解不同，但谁能否认他们无一例外地从这场冲撞中获得了教益？
    （四）几点商榷
    在如何评价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讨论中，有几个问题妨碍着讨论的深入。我觉得有必要对这几个问题逐个加以探讨。
    一、有人说，南怀仁和张诚在中俄交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充当俄国奸细，出卖中国利益。
    这是一个史实问题，解决的办法是考证。已故郝镇华先生的《斯帕法里〈出使清帝国报告〉辨析》（载《中俄关系问题》1984年第1期，第1-16页），对南怀仁在1676年（康熙十五年）俄国使臣斯帕法里使华期间的活动作了考证。他查对了斯帕法里回国后所写的《出使报告》的俄文原本和《俄国·蒙古·中国》中这个报告的英文译本，发现关于南怀仁暗中向俄使送地图的说法，是英译者的误译造成的，实际上并无此事。关于南怀仁向斯帕法里密报中国政治、军事情报的说法，郝先生也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澄清。
    有人说，张诚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谈判中接受贿赂，向俄方出卖中国情报。周安平的《略论尼布楚谈判中两个耶稣会士的作用》（载《中俄关系问题》1984年第4期，第11-21页），何桂春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与耶稣会士》（载《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1期，第83-94页），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 两位作者通过对尼布楚谈判全过程及其结果的考证和分析，认为张诚并未接受俄方贿赂。他不仅没有暗中帮助俄方，而且为谈判的成功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协助中方贯彻康熙皇帝的意图，订立了平等的尼布楚条约。周、何两位先生的结论可从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的“开教上谕”中得到印证。这份由16位大臣草拟而由康熙皇帝亲批的上谕中有这样的语句：“西洋人……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11）康熙皇帝对张诚在尼布楚谈判中的表现显然是很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