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13日在华盛顿签署的巴以和平协议标志着中东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阿以冲突开始全面趋向缓和；以色列与其宿敌巴解组织捐弃前嫌，握手言和；近20年前的“戴维营模式”又获得了时代新内容，以色列与其对手叙利亚等正在跨越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门槛，逐步向现实主义靠拢……
    一、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中东是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里自古就充满着神秘、悲剧和价值取向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理想：犹太人的理想是“复国主义”，是在地中海边上那块神秘土地上重建“上帝特选子民的家园”；巴勒斯坦人的理想是在“祖先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人的祖国。理想的冲突产生了历史的悲剧：自1948年5 月巴勒斯坦战争至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阿以之间发生了五次战争，双方死伤达15万人。
    “上帝特选子民”的家园就是“大以色列”，其政治意义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独一无二的犹太国；致力于在“祖先的土地”上建国的巴勒斯坦人的原初设想是将犹太人赶入地中海……这种国家理想主义即等价于政治激进主义，双方共同进入了理想的死胡同。直至今日，这种激进主义对和平的态度仍令人吃惊：9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题为《我们时代的和平？》的文章，认为巴以协议“是对以色列的致命威胁”，它“不是使和平有机会实现，而是保证将来局势将更加紧张，恐怖活动越来越多乃至最后爆发战争”。9月13日，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哈巴什在接受德国《明镜》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政治立场的变化不是通过对话和谈判，而是通过力量平衡的改变实现的。只有当人们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意识到，只要他们继续占领我们的家园，他们就注定失败，那才会改变立场。当美国人注意到他们盲目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会损害他们在这一区域的利益时，他们才会改变他们的立场。我们要让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们感到脚下的土地在燃烧，让他们无法再坚持下去。”
    对抗是冷战时代的主旋律。在冷战后的中东，人们开始真正理解缓和的意义，以巴以协议为标志，对抗了几十年的宿敌共同购买了一张进入下个世纪的“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都对冷战后的新现实作出了冷静的估计。在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格局、中东地区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自我利益也发生了变化，这是阿以和谈取得突破的真正基础和原动力。
    从以色列方面看：在冷战时代，以色列的自我利益主要有三个方面：（1）作为美国的前哨基地，在中东对抗和遏制苏联渗透和扩张，进而得到美国巨额的财政与军事援助；（2）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 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打击前线阿拉伯国家的威胁，确保国家安全不受损害；（3）大力发展军工企业和经济， 以确保其综合国力的优势地位。在冷战后时代，以色列的自我利益较冷战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原来以色列以巨大军事力量对付的那些阿拉伯国家由于失去了重要靠山而纷纷调整国家战略，开始习惯于坐下来与以色列谈判。此外，以色列发现，它的经济与科技与发达国家比起来已开始落伍了；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以色列原来的那种“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地位也已大为下降。这就是冷战后以色列所面临的新现实。沿着这条线索，我们便可以看到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单独与巴解组织达成协议的内在原因：首先，冷战的终结不仅使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中东地区，它也使诸如冲突、战争、安全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在冷战后时代，以色列传统的安全概念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先发制人—领土扩张主义—安全”思想转变为“只有和平才是真正安全”的信念。从40年代以色列建国至今，阿以之间共爆发五次战争。在那个时代，以色列采取的是领土扩张保安全的战略，往往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或者将战火引至他国领土之上的方式打击对手，军事上虽不断获得胜利，政治上心理上却无真正的安全感：由于占领阿拉伯领土，形象上存在着问题，以色列在世界上和中东几乎是“被隔绝的国家”；以色列人由于多年在军队保护下生活且又随时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的目标，在心理上并无安全感。这使以色列拉宾政府认识到：只要以色列仍占领阿拉伯领土，冲突和死亡就会经常发生，就不可避免，以色列就不可能有安全。海湾战争中，以色列本土遭到了萨达姆“飞毛腿”导弹的袭击，这一事实使以色列战略家们认识到，在现代高科技和尖端武器时代，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战略缓冲地位”已没有多少意义，继续对这些地区的占领只会加深仇恨和痛苦，进而使以色列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处于不利地位。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的一次民意测验，有53％的以色列人支持巴以协议；9月4日特拉维夫市数万人举行游行集会，支持以色列与巴解组织达成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人们的口号是“和平就是我们的安全”、“以色列拥护和平”。以色列住房部长本亚明·本·埃利泽说：“以色列必须撤出加沙，那里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越早撤出，我们的孩子就越早知道什么是安全”。他说：“那些以安全为名反对协议的人想维持一个被隔绝的犹太国”。这是对右翼领土扩张主义的严厉抨击。其次，以色列工党战略家们认为，在21世纪，以色列国家战略的重心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科技领域，而不是仍旧将战略重心放在军事和对付可能爆发的冲突和战争上面，惟此，以色列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是一个竞争激烈、胜负分明的世纪。这就要求以色列丝毫不能懈怠，及时把握时代的机遇，在经济与科技领域长足进展，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一个时代乃至一个世纪的安全。以色列只有赢得了21世纪，才能真正赢得安全。过去，由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长期处于冲突状态，大量的外国资金不敢投在以色列，致使以色列承受了巨大经济损失。以日本为例：日本是发达国家，其经济结构与技术能力与以色列是相适应的，合作潜力巨大。但由于日本严重依赖海湾石油，阿拉伯方面又对以色列实行经济制裁，迫于阿拉伯方面的压力，日本不敢在以色列大量投资。拉宾政府此次甘冒风险与巴解和解，即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第三，在政治上，拉宾政府正是因为许诺和平才取得选民的支持而上台执政的，这是工党与利库德集团不同的地方。利库德集团执政的信念是领土扩张主义，而选民选择的却是工党许诺的“和平信念”。工党政府的战略是通过对阿拉伯国家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来实现在战略上有利于以色列的和平。如果历时22个月时断时续的阿以和谈最终破裂，那么阿以又回到了原来的“交战状态”，以色列人又重新处于战争的边缘。这样，拉宾政府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向选民交待的，工党政府的执政地位也就无法维持了。第四，以色列人从不在处于劣势地位时进行谈判或与对手达成协议。对以色列来说，处于弱势下达成的协议是靠不住的，以色列人民也是不能接受的。目前，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且拥有核武器，其军事实力在中东具有绝对优势。此外，美国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已表现出强烈的亲以色列色彩，这一点较之布什政府则十分明显，以色列可以得到美国强大的安全保证。与之相反的是，由于失掉了苏联的重要支持，巴解组织的实力和地位大大下降，加之海湾战争的冲击，阿拉伯民族主义日渐式微，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此时正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采取各个击破之良机。在这样的时刻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是十分有利的。第五，哈马斯原教旨主义势力正在被占领土上不断壮大，威胁日增，以色列政府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冷战后时代，以色列将原教旨主义势力看成是它在中东面临的重要威胁。拉宾总理访美时，与美国一道竟把伊朗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势力视为“头号敌人”。拉宾政府意识到，与其将来被占领土让哈马斯原教旨主义势力控制，不如现在让给较温和的巴解组织管理；此外，由于哈马斯势力与巴解组织正在进行激烈的权力之争，从而可以借助巴解组织削弱哈马斯原教旨主义势力。第六，从地缘角度看，位于西岸的杰里科镇周围都由以军控制，杰里科与加沙相距100余公里，中间无通道联系，以军又控制着边界枢纽地带，此种局面对以色列的安全构不成威胁。所以，以色列选择巴解组织为突破口，以巴以协议为契机，进一步谋求与叙利亚、约旦、黎巴嫩达成协议，从而结束敌对状态，为谋求加快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