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冷战后国际条件的变化，巴解组织的处境甚为艰难，几乎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由于一度出现过以色列与叙利亚就戈兰高地单独达成协议的势头，巴解组织十分担心自己成为中东和平的牺牲品，因此，阿拉法特力排众议，首先与以色列实现了“勇敢者的和平”。追寻巴解组织从作为以色列的死敌到一夜之间与以色列握手言和的因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巴解组织而言，冷战后它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时代的变化是政策变化的先决条件。以往，巴解组织之所以对以色列采取不妥协立场，是因为在冷战时代它有这样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在冷战后时代，特别是苏联集团崩溃之后，巴解组织失去了重要靠山，过去它赖以与以色列对抗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也随之丧失和坍塌了。巴解组织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方针。此外，阿拉法特看到，在冷战后时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凝聚力也在逐渐丧失，阿拉伯国家都在纷纷调整外交战略，重新确定自我利益，“巴勒斯坦事业”往往被用来作为实现自己国家某种目标的借口和王牌。这一客观现实迫使巴解领导人对自己以前的战略进行深切的反省，从而走出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其次，哈马斯原教者主义势力不断壮大，且加紧与巴解组织争夺政治领导权。巴解组织认识到，如果让这种激进势力继续发展，巴解组织对被占领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就将逐步丧失。据美国《时代》杂志认为，现在被占领土上已有40％的巴勒斯坦人倾向于哈马斯运动，且哈马斯原教旨主义势力是受伊朗支持的。随着哈马斯运动的不断壮大，伊朗的势力进入了被占领土，这是巴解组织所十分担忧的。伊朗虽然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但它更希望在被占领土上出现伊斯兰力量，它所对抗的目标是以色列和美国，至于巴勒斯坦事业以何种方式完成是另外一个问题，只要能有效地借助一些力量达到反以反美的目的就是符合伊朗国家利益的。巴解组织无疑已认识到这一点，阿拉法特首先采取突破行动就是为了能使自身处于主动地位，从而免于成为力量均衡的牺牲品。第三，在海湾战争中，由于巴解组织支持了萨达姆，从而得罪了海湾过去一贯资助巴解组织的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强大的财政援助被切断了，致使巴解组织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法国《世界报》9月1日发表题为《力量对比》的文章指出：“在海湾冲突期间，由于作出了支持萨达姆的错误选择，阿拉法特失去了大部分财源，突然失去了阿拉伯半岛富有的君主国的援助，因此丧失了在被占领土内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①在海湾战争以前，1979～1989年这10年里，沙特阿拉伯曾向巴解组织提供了8.5亿美元的财政援助。从另一方面讲，巴解组织认识到，如果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它就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大笔资助。美国已表示将为巴勒斯坦自治机构筹集5.9亿美元的紧急资金，其中欧共体将承担1.3亿美元。世界银行计划在今后8～10年内提供43亿美元帮助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发展经济。然而，据巴勒斯坦方面估计，要恢复被占26年的被占领土经济将需要110～120亿美元②，世界银行显然低估了重建被占领土的实际困难。第四，按照阿拉法特的设想，加沙和杰里科首先实行自治，是走向巴勒斯坦全面自治和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第一步。阿拉法特经过几十年的艰辛历程，终于抛弃了毫不妥协的僵硬而空洞的“国家信念”：彻底消灭以色列，建立巴勒斯坦国。现实主义在他的思想中获得了胜利。他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我对前景非常乐观。克林顿总统的善意和宽宏大量以及华盛顿人民非常友好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的确需要美国总统的参与才能把这巴以协议变成现实。”③一个过去一直将枪口对准美国的人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阿拉法特开始在现实主义中追求国家理想，而不是仍然在理想主义中追求国家现实了。他说：“我们的协议只是走向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第一步。根据巴勒斯坦和约旦两国人民的自由选择，巴勒斯坦国将同约旦建立邦联。我们决心这样做。”④阿拉法特及巴解领导层认识到，如果至今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遑论理想的国家，实则是自欺欺人。
    由此可知，巴以协议虽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是冷战后中东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从空洞理想主义迈向现实主义的第一步。时代改变了，世界秩序改变了，旧有的力量均衡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自我利益就要改变，而只有用现实主义才能最终谋取改变了的新的自我利益。美国前国务卿贝克指出：“以色列总理拉宾、外交部长佩雷斯，甚至还有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个人胆量和政治勇气都值得大力赞扬。但是在这方面起作用的不是理想主义。中东和平的唯一真正基础是自我利益，以色列和巴解组织达成协议的着眼点就是自我利益。这反映出对新现实作出冷静的估计。”⑤这位曾经多次穿梭中东的前国务卿的认识无疑是相当深刻的。他的判断是将中东和平与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新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二、中东和谈取得历史性突破后的若干前景分计
    巴以协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对中东局势将产生心理上、观念上和战略上的影响。只有将这一“历史性”事件置于冷战后时代大背景下分析，才能对前景作出正确的预测和判断。
    首先，在冷战后时代，世界竞争之重心迅速由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转移至经济与科技领域。过去，东西方灾难性的对抗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军事和意识形态对立，经济与科技并未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聚焦点。世界发展在这种持续几十年的消耗性对抗中丧失了大量的机遇，以致于一个超级大国的大厦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坍塌了，另一个超级大国虽硕果仅存却也元气大伤，急需补养。对抗结束了，时代观念也改变了，这一世界性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中东。阿以双方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对抗中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失去了发展经济的机会。面对21世纪，双方都认识到：现在该是结束冲突的时候了。可以肯定地说，巴以协议之后，中东和谈将取得连锁性突破，以色列与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国家都将分别达成协议。9月14日，约旦和以色列已签署框架协议。阿以之间的紧张关系势将走向全面缓和。这不仅是一次政治突破，也是一次重大观念突破：和则两利，战必俱伤，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以求繁荣。在80年代，以色列经济的发达水平不仅在中东，而且在全世界都是令人瞩目的。然而，由于长期陷入对抗环境，进入90年代进而面对21世纪的时候，以色列战略家们突然发觉以色列经济与科技再这样下去则有落伍的危险。因此，以色列必须为90年代乃至21世纪其经济与科技的长足进展创造一个相适应的和平环境。巴解组织已表示，在实行巴勒斯坦自治之后将效仿“工业东亚”的新加坡模式尽快使巴勒斯坦繁荣起来。由此可见，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重建将出现良好势头，甚至会出现新的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地中海奇迹”。这一前景不是臆想的，而是现实发展的逻辑结果，是与冷战后时代的内在特征相联系的。
    其次，在冷战后时代，经济与科技竞争必然加深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南北对抗。富国由于其经济实力与科技能力的优势必然立于有利或支配地位，而穷国则处于不利地位。在中东地区，由于阿以和谈已取得实质性突破，今后阿以问题将不再是该地区的主要矛盾。中东地区的冲突将在以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和反西方霸权的激进势力为代表的“新南方”与西方新殖民主义及亲西方的阿拉伯势力之间展开。毫无疑问，阿拉伯内部的冲突与矛盾将会上升。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头将继续衰落，这一趋势对以色列的发展将极为有利。以色列内部两党对巴以协议也存在着重大分歧，但这不会影响以色列政府已有的决策。以色列是个民主国家，两党的分歧在重大国家利益面前无疑将为其制度特性和政府机制所化解。相反，巴勒斯坦内部的争斗将可能趋于激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哈巴什在接受德国《明镜》杂志记者采访时断言：“历史将成为我们的见证人：巴以和平协议将会破产。”法国《解放报》也注意到这种严重情形：“巴勒斯坦的特性出现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这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时刻，此时我们更应注意一种相反的情况：即‘被解放的’巴勒斯坦土地成为巴勒斯坦人自相残杀战争的场地。”⑥因此说，巴勒斯坦人如何在心理上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和平”，避免内部冲突，共同着眼于重建仍是一个较大的难题。然而，不管怎样，和平趋势仍是主流，是无法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