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初，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有志之士仍在纷纷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学术界便出现了将中国与西方文化加以对比的研究现象，其中中西交通史和中西文化对照史的研究受到特别的注重。陈垣、冯承钧、张星烺、向达等人从20-30年代起，各自开拓了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他们把中国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对中西交通史的重要人物及其他们所带来的影响也都作了研究。例如张星烺在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篇》中就多次提到《马可波罗游记》对哥伦布西航的影响。他专门写了一节“哥伦布立志东游”，把哥伦布看作东西交通史中的重要人物。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通过各种刊物评述哥伦布等人的活动，进行中西文化史研究。如1933年《史地杂志》刊文指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日后大洋交通之始基。及15世纪之末，欧洲至印度之海道既通，新大陆发现、麦哲伦环行全球，于是中世纪人民对于大洋之种种传说，遂以推翻……在交通方面而言，早初为沿岸航行，后扩大而为大洋航行。在政治方面而言，昔日有海权国家，后扩大为洋权国家”。除了对哥伦布作用的肯定外，文章还指出了西班牙资助哥伦布西航的原因：“哥伦布本地中海商业霸主意大利的产物。当日意大利欲得其地中海上之商业，葡萄牙复从寻觅东达印度之航路。于是哥伦布西行达于东亚的思想，舍西班牙外，殆无人能采用之。”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它反映了我国世界史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
    我国儿童知晓哥伦布其人大约是在20世纪初。清末民初的历史地理学家张相文1901年写了我国第一套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以后，于1908年又写了一本自然地理教科书，名为《地文学》，其中介绍了哥伦布，并称他是首次观察到罗盘上磁偏现象的人。
    20-30年代时，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我国的历史教育有了一定发展，与之相一致的是一些历史学家、文人学者开始注重起历史的普及工作。他们纷纷撰写书文，介绍国内外历史知识，其中便有介绍哥伦布其人其事的书籍，如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万里编著的《哥伦布》，1921年又出版了刘麟生的《哥伦布》，这两本小册子被一再重版。1933年小学生文库中也有一本伍志一所著的《哥伦布传》。这些小册子用通俗的故事体笔法记述了哥伦布与他的四次西航。
    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哥伦布研究虽有很大进展，但仍偏重于介绍，专门论及哥伦布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几乎没有。1931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由东序所著的《哥伦布是1492年发见美洲的吗？》一文是当时唯一的一篇论及哥伦布的论文，但它仅是一篇探讨哥伦布发现美洲具体年代的考证性文章。
    三
    在我国，哥伦布研究有突破性进展的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苏联史学界的影响下，我国史学界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对哥伦布航海的历史背景、性质及其哥伦布的历史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系统的研究。
    50-60年代中，朱寰先生的研究颇引人注目。1958年他在《历史教学》上发表题为《哥伦布的生平及其远航》。文中把哥伦布西航与人文主义思想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哥伦布西航思想的产生除了受当时广泛流行的新的地理观念的影响外，还必须看到人文主义思想对哥伦布的影响”，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还强调指出哥伦布发现美洲对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对西欧诸国资本原始积累和工商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已把哥伦布西航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联系起来考察。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中古部分（1961年）明确地把开辟新航路看作是资本主义兴起后出现的一个重要事件。郑如霖先生也在《历史教学》刊文指出哥伦布远航反映了欧洲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商品货币经济增长以及东西方贸易扩大的客观形势的迫切要求。
    但60年代中期始，史学界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冲击。1965年前后，国内一些有影响的报刊相继发表揭露新航路开辟真相的文章。文章大都尖锐指出：“发现”美洲是欧洲商业资本家和封建主为了要到东方进行黄金掠夺才积极寻找新航路的结果。因此使用“发现”一词实质是掩盖了殖民掠夺的本质。应当承认，上述观点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如果把视野停留在善恶是非的道德上来评价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不看到那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背后的经济发展规律，那是不够的，也是片面的，这只会阻碍历史研究的深化。至此，人们视哥伦布研究为禁区，我国的哥伦布研究基本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