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吉伦特派政权之后的雅各宾派政权，也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权由四个集团组成。一是阿贝尔派，首领阿贝尔、萧美特等人。它是雅各宾派内部的左翼集团，代表下层小资产阶级和一般劳动人民的利益。二是罗伯斯庇尔派，首领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和库通等人。它是雅各宾派中的中间集团，代表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他们在政治上主张自由平等，在经济上，主张维护小私有制，既反对财产的高度集中，又反对均分土地。由于其处于雅各宾政权的领导地位，在祖国与革命危难的时期，苦心周旋于各派之间，以维护并加强雅各宾政权。三是丹东派，首脑是丹东、德穆林等人。它是雅各宾政权中的右翼集团，代表着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国民公会中占大多数席位的资产阶级议员们--沼泽派，曾把吉伦特派当作自己在政府中的代表。当革命法国形势危机，吉伦特派回天无术的时候，资产阶级便重新寻找保护者，转而支持雅各宾中的丹东集团，使丹东派成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②四是忿激派。领导人扎·克鲁。它是雅各宾派之外的一个政治集团，是在战争开始后粮食恐慌，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形成的，代表着一般下层人民群众，特别是城市工人的利益，属于雅各宾政权中最激进的一派。1793年4月当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的斗争尖锐化，国内外反革命又极端嚣张，形势十分紧张的时候，雅各宾派认识到，必须接受忿激派的主张，实行限价政策，并与其结成联盟，才能进一步扩大雅各宾派的社会基础。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斗争的胜利及其政权的建立，就是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实现的。
    大资产阶级对雅各宾政权的态度，也是不可忽视的。革命前，他们与封建阶级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系，取得政权后，就要停止革命，与封建势力妥协，从而被视为革命的敌人。然而，大资产阶级毕竟是革命的得益者，当封建欧洲严重危及革命法国的时候，封建专制制度的复辟随时可能发生。虽然革命的继续深入有损他们的利益，但就雅各宾政权反封卫国斗争的本身，切实地巩固了1789年革命的成果，有效地阻止了封建制度的复辟，保护了大资产阶级最根本的利益。因此，大资产阶级虽然已失去了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但在法国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他们的一部分人支持了丹东派，大部分人则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新的共同目标，使法国各阶级、阶层结成了统一的战线，支持着雅各宾政权，支持着反封卫国战争。
    既然雅各宾政权是依民族矛盾而存在，以各阶级利益的总和为基础的政权，就不可能有统一的阶级路线。其政策必然要兼顾各阶级的利益，且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进行修改。这就使雅各宾政权的政策措施具有四大特点。
    （一）具有以解决民族矛盾为基调，适应民族斗争为根本的原则。1793年春起，法军连连战败，法国处于最危急的关头，雅各宾政权及时地制定颁发了一系列法令。如1793年宪法，宣布了人民自由平等的权利和保证了人民参加政权的权利；三个土地法令，使农民摆脱了一切封建义务，获得了土地；全面最高限价法令，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这些法令都是为了把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革命、祖国的利益紧密地连结起来，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组织广大的城乡人民参加卫国战争，把法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军营”。③战争动员轰轰烈烈，人民踊跃捐钱捐物、参军参战，积极性空前高涨。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法令、措施本身，体现了民族利益至上和各阶级利益均衡的特点。为了达到全民族的团结与合作，它尽一切可能兼顾各阶级、阶层的利益。1793年宪法提出了要保障每个人的自然权利，这本身就是一种调和。它既宣布了平等、自由、安全的权利，又强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权。罗伯斯庇尔在宪法草稿中曾写进了限制财产权的条款，但又考虑到必会伤害有产者，从而失去有产者的支持，最后在定稿时还是把它删去了。④全面限价法令限制了39种生活必需品和原料的最高价格，保障了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但是，又强调了保护私有财产，允许高利贷活动以及限制了工人的最高工资，实际上又保障了有产者的利益。从阶级利益的角度上看，这些法令措施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它力图最全面地兼顾各阶级的利益，实际上又不同程度地伤害着各阶级的利益。但从民族利益的角度上看，在民族危难的形势下，它还能体现着民族利益至上的精神，还能维系着各阶级间的平衡与合作。
    （三）对法令、措施的执行，无不带有阶级的偏向，偏差很大。属不同阶级阶层的工作人员，在执行法令措施时，往往不严格遵照革命政权的要求，而按本阶级的立场意志来解释和施行。如丹东派中的不少人是在革命中对国家财产和军需品进行投机而暴富起来的，本来对政府的革命措施就有反感，在执行法令措施时，主张“宽容”，对有产者的违法行为包庇袒护，使最高限价法令和严惩反革命分子法令都无法认真落实。奸商仍在胡作非为，物价仍在不断上长，反革命分子仍在活动。阿贝尔派则采取了狂热的“极左”手段，他们滥用职权，把恐怖扩大化，不仅镇压王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也大批地杀戮无辜的群众。⑤他们不但打击奸商，而且毫无区别地严惩了街头小贩。阿贝尔本人就公开表示，“不能宽恕卖胡萝卜的商人。……我发现小商店也和大商店一样坏”。对不服从粮食征发令的农民，同样冠以“人民饥荒制造者，国家的叛逆”罪名，游街示众。⑥尽管公安委员会不断地谴责和纠正“左”“右”两种错误的做法，洗擦错误做法给革命带来的污点，维护革命专政的威信，保护革命的力量，但由于革命政权中的成份复杂，思想复杂，观点各异，这些偏差很难得到有效的纠正，反而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