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希腊大灾难”
    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在希腊历史上有着空前悲惨的的一段历程。在此期间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照修昔底德的话说，“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①这场战争，给希腊人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继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并且在整个过程中，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痛苦。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②再加上自然灾害诸如“猛烈地震的影响”，“广泛的旱灾”，特别是“严重的瘟疫”，真可谓“战争爆发后，所有这一切的灾难都一齐降到希腊来了”。③
    生命财产的损失固然惨重，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由于这场战争及其灾祸所带来的希腊人道德的沦落和宗教根基的损害。
    在和平和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一样地遵守比较高尚的标准，因为他们没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作那些他们不愿意去作的事。但是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他们的日常需要，因此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们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④
    战争，直接导致许多暴行的发生。例如，斯巴达人为了笼络底比斯人，残酷杀害已经投降了的普拉提亚人；雅典人围攻弥罗斯并迫其无条件投降后，“凡适合于兵役年龄而被俘虏的人们都被雅典人杀了；妇女及孩童则出卖为奴隶”⑤，等等。
    战争还刺激和引发了许多城邦内部空前激烈的争权夺利的党派斗争，即所谓的“革命”。许多城邦的党派领袖们“虽然自己冒充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是事实上是为着他们自己谋得利益。……他们既不受正义的限制，也不受国家利益的限制”。⑥互相残杀的斗争，不择手段的对抗，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这些革命的结果，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品性普遍地堕落了。观察事物的淳朴态度，原是高尚性格的标志，那时候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可笑的品质，不久就消失了”。⑦
    修昔底德写道，在那个时候，罪恶的言行成了美德。词汇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欺骗”变成了“精明”而受到赞扬；“蛮干”被理解为“勇敢”；“忠实”、“慎重”、“慷慨”被看作“软弱”而被人嗤之以鼻。⑧于是，“通常那些最没有智慧的人表现得最有生存的力量”。⑨
    修昔底德还写道：“由于瘟疫的原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至于神，他们认为敬神与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与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至于违犯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⑩
    斯塔尔写道：“到公元前404年，原本为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腊生活重要标志的明朗安详和勇敢自信，在所有方面都已瓦解了。”(11)
    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危害，希腊人似乎也有预感。在进攻亚狄迦之前，对战争抱慎重态度的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曾派遣密利西配斯前往雅典探询意见。但是，密利西配斯在雅典受到拒绝，被雅典人押送出境。“密利西配斯走到边境上，刚要自己回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天是希腊大灾难开始降临的时候。’”(12)
    二．一个历史学家的奉献
    修昔底德是公元前431年至404年这场“希腊大灾难”的自觉的记载者和说明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伊始，修昔底德写道：
    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13)
    那么，修昔底德为什么要自觉地、不遗余力地记载和说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希腊大灾难”呢？答案是：他企图以自己的工作有补于世。
    无疑，修昔底德最感兴趣的是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使每个人都毫无问题地知道引起这次希腊大战的原因”(14)），以及战争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灾难或罪恶（如科西拉革命，特别是雅典帝国的毁灭）的“原因”；通过摸清社会灾难的来龙去脉，为后世提供殷鉴——“他撰写著作，因为他相信，导致毁灭性斗争的原因的知识，如同引起致命性疾病的症结的知识一样，都能使人得到教益。”(15)在阅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后，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自觉的、企图有补于世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要以“批判的方式”(16)（汤普森说：“修昔底德把希腊批判哲学的原理应用到历史写作中，这就是他最杰出的地方。”(17)）研究人类的历史，要在形形色色的历史表象背后，在常常掩盖了真正原因的“争执的言词”(18)的背后，在各种公开宣言的背后，不辞麻烦“寻求真理”， 寻找人们活动的“真正原因”，揭示出作为人们活动指南的真实动机，说明作为人类活动的心理基础——不变的或近乎不变的“人性”，从而最终为当前和将来从事历史实践的人们提供历史教训，避免重蹈复辙。修昔底德说：
    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