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1年春开始，因为按照立宪筹备进度，颁布内阁官制和设立内阁提上议程，上层利益集团的倾轧内斗加剧。其间虽有革命派发动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但皇室、亲贵和守旧派最担心的却是立宪派和附和立宪的“权臣”。所以1911年5月8日登台的内阁不仅无一真正倾向立宪的“权臣”，而且在包括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各部大臣的13人中，满族占9人，其中皇族多达7人，被时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的谘议局联合会发表《宣告全国书》，批评此举“名位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7]，并呼吁海内外各团体“续行请愿”，“伏质帝阍，竭力呼吁”。朝廷不容商量，以“上谕”斥责立宪派说：“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8]，“立宪”就这样成了堂而皇之的加强集权专制的工具。
    皇族内阁登台的次日，就公布了铁道干路国有的“上谕”，改变1903年11月商部的《奏定铁路简明章程》中“允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兴修干路或支线”的政策，假“国有”之名，收回各省集股商办的铁路，从而引发了作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是立宪派领导的非暴力抗争，但仍然遭到了清王朝的武力镇压。
    近几年有人提出“铁路国有”是合理政策，而且当时的革命派如孙中山、宋教仁也认为，当政权掌握在国民手中以后，铁路尤其是干道应由国家掌控，以免私人大资本操控国计民生。准此理论而言，政策不能一成不变。但这里有三个具体问题不能回避。其一，如上所述，当时的大清国是具有现代性，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国家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其二，在收归国有的名义下，对各界人士（甚至包括四川农民）先期为集股而作的投资予以部分甚至全部没收，而不给予足够补偿，这算不算公然掠夺？其三，铁道收回之后怎么办？其实清王朝为此已筹划数年，早有尝试，即出卖路权，接受奴役性的外债，以换取列强对现政权的支持。所以铁路国有问题不过再次暴露出清王朝“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基本政策。
    因此，到了1911年，亲见了广州黄花岗起义、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原本作为立宪派舆论领袖，坚决反对武力革命的梁启超，终于改变了态度。他在《粤乱感言》和《收回干线铁路问题》两文中首先解释自己以前“不敢妄赞革命”的原因，“革命本届不详之事，无论何国，苟经一次大革命后，其元气恒阅十年或数十年而不能恢复。今日我国，凋瘵已极……且外患方殷，动则牵引干涉，深恐徒糜烂其民，以为他人作驱除”，故对于“革命暴动之举，吾党所素不赞成”。然而朝廷“仿行宪政”以来，“视法律若无物，视人民权利若无物”，“假君主之大权政治之名，以自为护符，肆逞淫威也；假中央集权之名，吸全国之膏髓以供少数人之咕嘬也；……假利用外资之名，甘卖国家使为生计上之隶属国，而以快大小官吏一时之挥霍也”，总之，“举凡一切病国殃民之政，皆……采用之耳”。正是因为如此，只能说“政府日日以制造革命党为事，日日供给革命党以发荣滋长之资料，则导全国人心理尽趋于革命亦宜”。而且“其不至驱全国人尽化为革命党焉而不止”[9]。
    革命派从一开始就认准了清王朝不可能真心立宪，故基本没有也不可能介入此事。而清王朝的立宪，也始终是在不可逆转的错误路径上作惯性运行。如果一定要说辛亥革命打断了中国首次宪政试行的进程，那么何不继续追问，是谁“制造”了越来越大的革命力量呢？显然梁启超在百年前的此刻已经作了正确的回答。
    二
    负面看待辛亥革命的另一观点，是从凡革命皆属“激进”、只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判断推衍而来，而且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分裂、国内军阀割据乃至混战的原因，都归咎于辛亥革命。
    比较起君主立宪派其先主张的体制内改良，革命派的武力革命确实可谓“激进”。但是众所周知，大多数革命者并非天生的激进，而几乎都有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变化过程。至于为什么有这一变化的原因，前人多有分析，这里也不多说了，只说辛亥革命激进到了什么程度。
    辛亥革命时期，舆论界众声喧哗，其中有一股“文明革命”的思想暗流，在当时颇具影响，但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忽视。依照当时曾提倡文明革命的邹容、陈天华、汪东，还有梁启超等的著述分析，文明革命的思想主张，既是受西方影响，具体说一是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中的学说，一是英国立宪运动、美国独立战争和日本明治维新等事件的启发；同样很明显的是针对19世纪末义和团所谓“野蛮排外”失败，20世纪初年中国人提出了“文明排外”，而“文明革命”是“文明排外”的自然延伸。此外不可否认的是，革命派在与立宪派的论争中，吸收了立宪派理论主张中的某些合理成分。
    最先使用“文明革命”一语的是邹容，他在《革命军》中呼吁，仿照“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提倡“文明革命之大义”，邹容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革命”称之为“野蛮之革命”，因其“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狙，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与之相反，文明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10]。在梁启超把中西革命史加以比较，称中国历来的革命都是“狭义的革命”，认为只有除去“无团体”、“有野心”、“无中等社会”、结局是“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即革命成果为少数人享有）、“革命时日之长”、“同道互戕”、不能排除“外族势力侵入”等“七大恶特色”，中国革命才能“入于泰西文明革命之林”[11]以后，陈天华基本赞同梁氏中国此前无文明革命的结论，但强调革命是否文明，关键在谁是革命的主动力，“夫革命非文明者，其主动非直接由于国民者”，“矧主动由于国民，而出之以文明，其食福尚有量乎？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12]汪东亦欣赏“无血之革命”，主张革命时要尽可能使“恐怖时期，为稍短促”，强调“革命云者，将以举凡从前之陋俗弊政，悉掀翻而摧拉之，非仅以杀人流血为能事也。抑革命云者，虽属于破坏的名词，而一方破坏，一方必相继以建设”[13]。他也像邹容一样，把革命区分为野蛮革命和文明革命，并宣称同盟会领导的革命将是“文明革命”，是可以控制的“有秩序革命”[14]。有文献证明，一些革命领导者包括孙中山也有类似的看法。
    “文明革命”论对革命派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最明显的积极方面有：为动员民众，加强了“国民是国家主人”的启蒙教育，并坚定了通过国民革命建立当时被认为是最文明、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国家的目标；对“排满”加以正确的解释，孙中山在1906年就说过，“‘民族革命，是要灭尽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15]这一国内民族政策的根本改变，与中国从此走上多民族平等融合的国家道路有极大关系。当然消极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外方针如孙中山所说，中国“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16]结果表现为不敢开罪列强，反而寄望于西方的同情、善意甚至支持；斗争急于求成，希望尽可能缩小革命战争的范围，缩短战争时间，迅速恢复和稳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