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文版《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之后，该书中文版第5卷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为了满足我国读者的急需，本书组译者对9卷本《剑桥拉美史》采取“中腰开花”的办法，先出第4卷和第5卷。这两卷分别从综合和国别的角度分析和评述1870年前后到1930年前后拉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了解从殖民地时期到本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与调整时期的拉美历史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研究的角度看，这段历史的难点和疑点很多，值得予以特别重视。笔者完全赞同我国著名学者李慎之同志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提出的看法，即我们现在对拉丁美洲还是“抽象的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模糊的印象多于确切的体验”。因此，为了了解拉美地区今天的政治和经济，不能不深入了解它的文化和历史根源。有志者不妨从阅读第4卷和第5卷入手，以获得更多的关于拉丁美洲的知识。
    本书第5卷分为5部分21章，约合中文75万字，由来自世界各地的20位拉美学者执笔，现任英国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莱斯利·贝瑟尔教授总纂。
    纵览全书，笔者感到本卷在分析拉美各国的主要发展趋势上是下了功夫的，尤其是对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秘鲁和巴西历史的评述，大处落墨、穷源究委，为读者观察、分析、理解拉美历史提供了充足的信息。这是本卷的主要特色。本书作者在第4卷中曾以资本主义在拉美的演进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线索， 并指出在几种共处的生产方式中资本主义最终成为居统治地位的方式。作者提出的这一理论构架在第5卷的有关章节中得到了印证。
    1867～1930年的墨西哥历史约占本卷1／4的篇幅，是本卷的重头戏。作者指出，墨西哥由奥夫雷贡手中建立了“革命民族主义”。他和卡列斯首先考虑的是建立全国性的现代经济，“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路线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国家要起重大作用，而且根本不反对地主制和国内外资本只要它们为本国的利益服务”［原书（下同）第165页］。 卡列斯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使这个国家从外国经济统治中摆脱出来。这项计划是辉煌的民族主义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系统地发展这个国家的生产力”（第172页）。卡列斯开始使革命“制度化”，而完成制度化进程的则是卡德纳斯。但作者认为，墨西哥通过革命方式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同秘鲁、智利和阿根廷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完成的改革没有多大差别”（第82页）。
    关于1880～1914年期间的阿根廷，作者指出阿根廷这35年不仅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5％左右，“也改变了它的经济性质”（第355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阿根廷已成为现代化国家和世界主要的谷物、肉类出口国；人均收入与德国和低地国家不相上下，超过西班牙、意大利、瑞典和瑞士。1914年的阿根廷“在某些方面倒跟澳大利亚和北美平原上出现的新社会有些类似”（第377页），但阿根廷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外部。1914年，全国人口中1／3是外国出生的，另有至少1／4是外国移民的第二、三代后裔；外国公司投资占阿根廷全国股本的1／2，相当于它两年半的国内生产总值。
    作者把19世纪60年代开始繁荣的乌拉圭养羊业与其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分析。1876年军人掌权后，建立了代表商人、农村生产者和外国投资者利益的中央集权体制，把资本主义秩序扩大到农村地区。同时，资本主义地主取代了考迪罗地主，促进了庄园的现代化。到19世纪末，乌拉圭在出口农牧产品的基础上加入了世界经济，其代价是经济不稳定，脆弱性增大。1903年开始执政的巴特列代表新兴社会力量的愿望，加速了乌拉圭的现代化进程。国家本身成了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之一。巴特列的两次执政（1903～1907年和1911～1915年）奠定了乌拉圭两大传统政党和解、政治休战和社会改良的基础。
    智利的发展轨迹与拉美其他国家稍有不同。到19世纪70年代，智利已经历了约40年稳定的宪政时期，较早形成了以农矿产品为主的出口经济。1830～1870年，铜的出口为历届政府提供了充足的收入，这笔巨大收入主要用于发展铁路和振兴教育。统一的全国市场开始形成。所以，到1870年就形成了“一种显然正在运转的、用欧洲或北美标准衡量也是有生命力的政治和宪法制度，这使智利获得了‘南美的英格兰’的赞誉”（第500页）。但是， 作者认为智利的工业化高潮是通过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刺激起来的。智利一举获胜，攫取了阿塔卡马（即秘鲁的塔拉帕卡和玻利维亚的安托法加斯塔），使智利领土扩大至少1／3；硝石财富在后来的40年中约占智利政府通常收入的1／2。这场战争还大大推动了智利农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它在物资供应方面的工业化（第501页）。
    太平洋战争的创伤使秘鲁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战争造成的广泛破坏又为它的经济现代化扫清了道路。战后的50年，是现代秘鲁的黎明时期，“不仅是一个经济迅速现代化的时期，而且也是社会政治变革的时期”，“秘鲁这个拉美典范的‘封建’社会将被拖入发展中的世界经济，其生产方式将被帝国扩张时代的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特殊需要所改造”（第587页）。作者确认“贵族共和国”（1895～1919年）时期的彼罗拉政府发展的出口导向经济，属于秘鲁近代史上“无以伦比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时期”，是“资产阶级新时代的曙光”，他的所作所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外围地区对中心国资本主义扩张的反应”（第6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