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巴西现代化进程的阐述也较充分。巴西学者富尔塔多把1930年前的50年作为巴西向现代化的过渡时期。他认为1930年是它从外部刺激的增长转变为内部增长的“分水岭”。1929年的大危机使巴西从事出口业的利益集团陷于瓦解，从而推进了自给自足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第722页）。 但有的经济史家则认为巴西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多样化是巴西经济结合进国际经济的直接结果，全球的经济状况--尽管增长和危机交替发生--对巴西是有利的，巴西政府精明行事，以国家利益为重，这是由于形成出口导向政策的政治权贵们并不打算将本国经济拱手交给外国利益集团。出口导向有利于政府稳定和经济增长。作者对上述两种基本观点剖析后认为，巴西工业发展进程应分为手工业生产替代和进口替代；在早期阶段，前一种替代更为广泛普遍。从手工业生产向工厂化生产过渡是逐步进行的，而不是突变的或不连贯的。
    通过对上述各国的分析，作者的结论是，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拉美许多国家进行变革的时期，从此，拉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于各国经济结合进世界经济的内外条件存在着差异，拉美国家在不同的起点上向资本主义演进。这是1870～1930年拉美历史发展的主线，也是本卷的精华所在。
    本卷第二个特色是，作者对拉美历史的特殊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指出：拉美问题的特殊性使它不同于其他的前殖民地区，如把拉美和其他“不发达世界”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别大于它们之间的共同性”。他还告诫说，在目前阶段上，最必要的工作还是利用档案材料对某个领域、某个地区、某个城市或某个工业部门进行详细的研究，否则进行概括的基础十分薄弱，因此，“一切结论必须说明拉美历史上20多个共和国之间的极大差异，阐明它们的种族成分、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①。
    本卷作者在剖析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地区以及拉美各国之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方面，是值得称道的。作者一方面描绘本地区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另一方面又充分阐述各国的不同发展轨迹。以资本主义演变和现代化进程为例，墨西哥1910年革命后的民族主义现代化，同主要推动力来自外部的阿根廷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太平洋战争中获胜的智利的现代化，同战败国秘鲁的现代化以及乌拉圭在国家资本主义影响下的现代化又各有不同。作者对此都作了详尽分析。又如在分析巴西向资本主义演进的过程中，作者勾勒了巴西工业发展的许多特点。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他指出，1870～1930年期间的巴西，生产要素只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运转。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基本上决定能否获得信贷优惠、土地所有权和就业机会。对政治目标的追逐比依靠企业家精神更为重要。实业家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津贴、贷款、政府合同、关税以及政府的对外活动。在巴西的企业中，几乎没有超越家族界限的股份所有制。偶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家族组成财团，有时互相通婚。资本很少来自工业债券和工业股票，很少利用新技术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行业中存在着控制贸易的联合体；通过同业协议作价和垄断性经营导致市场卡特尔化。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巴西联邦与省、市之间以及一些重要州之间在分享权益方面的深刻分歧。巴西是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其中圣保罗是以高强度移民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关系迅猛发展的地区，而在东北部和北部地区，前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1891年宪法虽然使联邦制定形，但各州从中央夺走了某些税项（如出口税）的征收权，因而圣保罗州在财政上超过了中央。尽管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即“咖啡加牛奶”的联盟控制了第一共和国，但在1910年后，南里奥格朗德州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和东北部的一些州建立政治联盟，从而导致“1930年革命”和瓦加斯上台。1930年革命“结束了曾保证圣保罗咖啡业资产阶级霸权地位的寡头统治制度”（第828页）；新的校官取代了旧的校官。但是，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形成，巴西工业化进程取得了新的推动力。
    作者在阐述1870～1930年自由主义时代的中美洲历史时，对各国的共同性和不同特点都予以同样的重视。中美洲各国经济上以出口咖啡和香蕉为主，政治上经历了自由主义改革到自由主义专政，对外关系上又严重依赖美国，这是它们的共同性；但在发展水平上。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明显地超过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尽管它们出口同样的产品，却没有产生同样的经济结构。
    第三，作者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在第1 章中对华雷斯和莱多的叙述，自始至终贯穿了比较研究的观点。作者指出，1872年华雷斯去世后，继任总统的莱多对社会问题十分保守。华雷斯有时迸发出对社会最贫困阶层的同情心。他对建立农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如被人称为“阿里卡之虎”的曼努埃尔·洛萨达，采取了妥协的立场，允许他扩大地盘，以换取他对政府在名义上的从属关系。莱多却派军队征剿，俘获并杀害了洛萨达，印第安人的许多土地也被庄园主收回。因此，在自由党的庄园主看来，“莱多似乎具有华雷斯的长处而没有华雷斯的短处”（第17页）。但是，莱多对教会的政策要比华雷斯坚决。华雷斯在战胜教会势力、没收其财产并实行改革之后，就设法避免与教会发生任何对抗，同时又对教士违反某些改革法的行为（如积累新的财产）听之任之。莱多则比他强硬，把外国出生的耶稣会教士一举赶出墨西哥，并把改革法列入宪法。教士对莱多似乎更加不满。
    作者对秘鲁历史上“1919年一代”的两位人物--阿亚·德拉托雷和马里亚特吉，也作了独具匠心的比较。他认为，这两位历史人物是秘鲁社会变革的产物。他们认为秘鲁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摆脱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虽然他们产生于同一社会母体，阿亚实施改良，马里亚特吉却主张革命。阿亚认为外国投资有某些积极因素，但政府应加以一定限制；马里亚特吉则认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拉美是彻头彻尾的破坏力量。阿亚认为中等阶级在政治同盟中占主导地位，农民在政治斗争中仅处于次要地位；马里亚特吉则认为即便是激进化的中等阶级也将危害革命并走向法西斯，农民却具有伟大的潜力。阿亚主张建立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反帝社会，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结合于安第斯山区的革命传统，如土著主义、印加式的社会主义等。马里亚特吉亲手创建了秘鲁共产党，但在拉美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因背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路线而遭到指责。作者认为阿亚是拉美最早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应用于在具体条件大大不同于宗主国的非欧洲的新殖民地社会的一位历史人物（第6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