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世界历史上，俄国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中，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一系列改革，对其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的发展，乃至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这种作用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尚有深究的必要。它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把握住俄国资产阶级和沙俄帝国主义的特点。
    一
    众所周知，1861年的“农民改革”（解放农奴）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成为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转折点。然而，这次改革竟然是由俄国头号封建农奴主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签署农民改革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的。当然，这也并不是什么解不开的“历史之谜”。倘若全面了解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社会历史状况，即可迎刃而解了。
    第一，由于俄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到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已迅速发展起来了，并显示出它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优越性，暴露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落后性。可以说，废除农奴制在俄国已经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第二，由于封建农奴制的严重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导致俄国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农奴制的斗争日益高涨。据统计，1826-1854年俄国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达700多次，平均每年达24次以上。“在五十年代末，农民骚动席卷了25省，占当时俄国所有省份的半数”。①此外，还有各地工人、少数民族、军队的反抗斗争。当时全俄警察局长在给沙皇的报告惊呼：“农奴制度是国家脚下的火药库，尤其是因为军队也是由农民编成的，便更加危险了”。这表明俄国农奴主贵族无法按旧的方式来维持其反动统治了。
    第三，受到西欧、北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特别是受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欧洲革命风暴的冲击，俄国国内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呼声与日俱增。一些思想先进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多方论证农奴劳动阻碍生产的发展，劳役制无利可图，应当解放农奴。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伊·谢·屠格涅夫于1847-1852年发表的《猎人笔记》中就尖锐地批判了农奴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时，他们就第一次在俄国历史上提出了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②尽管这次起义失败了，但是他们对废除农奴制所起的宣传鼓动作用不可低估。这就使沙皇政府继续依赖的封建农奴制成为众矢之的。
    第四，俄国封建农奴主贵族即统治阶级内部，亦有人意识到不进行变革的严重危害性。比如，原沙皇政府财政大臣康克林看到农奴制阻碍俄国工业的发展时说过，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工业，“就如同处于某种野蛮状态”。如果同高度文明的民族发生冲突，就会成为大的“祸害”。③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们比一等强国虚弱和贫穷，另外，我们不但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智力资源方面（尤其管理方面）比它们贫乏”。④
    第五，1853-1856年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等国在争夺黑海和巴尔干控制权的克里木战争中遭到惨败，俄军死亡达52万人，黑海舰队被全歼，丧失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严重动摇了它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充分暴露了沙皇政府统治的腐败。“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过的觉醒时期开始了”。⑤战后国内形势十分严峻，1858年农民暴动达86次，1859年为90次，1860年为108次。当时沙皇俄国有不少地方政权陷于瘫痪，许多封建农奴主逃往城市。
    综上所述，诚如列宁指出的：“什么力量迫使他们改革呢？这就是把俄国拖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地主农奴主不能阻挠俄国同欧洲商品交易的增长，不能保持住旧的崩溃中的经济形态。克里木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解放以前，农民的‘叛乱’每十年都要高涨一次，这使头号大地主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从上面解放比等待从下面推翻要好些”。⑥全面了解改革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深入探讨它的具体的历史作用了。
    二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由《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总法令》等17个文件中。它宣布农民有人身自由，包括有权离开土地，有权拥有财产和有权以自己的名字进行诉讼、立约等。法令还规定，农民为了获得自由和份地，必须和地主订立契约，并缴付巨额赎金。⑦这些法令实施后，俄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废除农奴制后，俄国有2250万依附封建农奴主的农民获得了解放，在法律上成为有财产的自由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从欧俄50个省的统计数字表明：农民土地上谷物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了，1861-1870年为每俄亩29普特，1871-1880年为31普特，1881-1890年为34普特。⑧解放了的农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还可以经营手工业或商业等，既有利于活跃城乡的经济生活，又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