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学与纳粹主义的真正研究，在前西德开始于1965年慕尼黑等三所大学的学术讨论会之后，当时距纳粹政权垮台20多年。受1967-1968年“学生判乱”的刺激，对纳粹主义与大学的研究又有了进展。但对于不仅是哲学家，而且在纳粹政权建立后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的海德格尔的历史研究本当是首要研究对象，实际上却很少研究。这是下述原因造成的，即纳粹统治是历史上最残酷的压迫制度，然而又是对许多德国民众具有吸引力的制度。海德格尔虽然支持了纳粹政权，但他的存在论和技术论思想至今对许多人还富有吸引力，因为善恶互为表里，很难对两者做是非分明的分析。比这种研究上的困难更大的可以说是战后西德知识界的思想风气。即对海德格尔的历史研究，不仅要对照他的哲学与纳粹主义的关系，而且会反映出战后西德的双重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败北后在东西方严重对抗中，靠美国援助振兴了经济的西德，没有对纳粹主义进行反省，在重视伦理、稳定、故土的政治文化基础上，把海德格尔作为德国知识遗产来尊重的社会风气很浓。这样就多半把海德格尔对纳粹政权的支持，开脱为“并非出于本心”的“一时失足”。对海德格尔思想加上的这一政治禁区也影响到出版事业。当哲学家G·施内贝格1962年把海德格尔1929-1934年言论编成文献目录增补进《海德格尔拾遗》时，德国竟不予出版，后来自费在瑞士出版。维克多·法里亚斯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也未能在西德出版，于1987年秋在法国初版，一夜间成了部有“争论的书”而在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法里亚斯在书中指出，海德格尔支持纳粹的行为与他的哲学有密切关系，与他自己的“剖白”相反，这种思想不限于其校长任内，可上溯到他研究活动的初期，并且一直持续到希特勒政权垮台。
    本书后来终于在德国出版，那是在海德格尔死后发表了他丝毫没有反省与纳粹关系的“剖白”，受到冲击的人们希望公开海德格尔的事实真相。如海德格尔的弟子，因反种族歧视而逃往国外的H·马尔库塞，在他1947-1948年与海德格尔往来信简中，不仅看不到海德格尔对屠杀犹太人的反省，并且将其与占领东德的苏联的做法等量齐观。另一名因是犹太人而逃亡的弟子K·勒维特，1936年于流亡地罗马与受文化部之命前去演讲的海德格尔相会，海德格尔在46小时内一直佩带纳粹党员徽章。海德格尔担任校长后与恩师犹太人E·胡塞尔完全断绝了关系。在1938年胡塞尔逝世时也未表示吊唁之意。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法里亚斯的书所起的作用是打一场“决胜局”之战，它不仅是一部研究哲学家的著作，而且是对战后经历40年的西欧纳粹思想的评价，是对于德国对过去的“反省”，并且是对法国的哲学的存在证明问题设下的引爆剂。
    海德格尔死后曾两次公布他的“剖白”，第一次公布的是他1966年写的，在他去世1周后的1976年5月31日《明镜》周刊上发表。另一次是纳粹政权倒台后不久的笔记，1983年以《校长任内的1933-1934年》为题发表。两次“剖白”的调子可大体归纳为：“以前不过问政治，所以就任校长是为了避免纳粹积极分子担任校长，为了与学生的“政治学术”对抗而进行‘大学改革’。但从整个运动来看，这样做是‘不足取’的，当认识到自己的意图无法实现时就辞职了。以后站在‘反纳粹’立场上专心教学，受到纳粹不断监视。所以为纳粹‘运动的内在真理与伟大性”所吸引，是因为‘在卫星技术的世界’上发现了能够‘产生接近技术本质的某种充分关系’，因为在‘人类靠自己难以控制的’‘技术时代’的政治组织‘缺乏对民主的确信’。不过纳粹仅一年后就变质了。”
    《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作者法里亚斯1940年出生于智利的圣地亚哥。于当地大学攻读哲学和德国文学。60年代赴弗赖堡大学留学。1974年以来在柏林自由大学拉美研究所任职。译有《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的剖白》等。他把海德格尔有关时局的发言及其哲学思想置于其个人及社会历史发展环境去评价，并在其政治言论和具体实践中辨明其意义。写作过程中利用了大量的海德格尔的讲义、书信、电报、当时的报纸、杂志及图书馆文件资料。法里亚斯把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归纳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