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本卷将各国政治史与经济史结合在一起阐述，脉络清楚，分析较透彻，提高了读者的兴味。如关于自由党与保守党，一般的拉美史著作着墨不少，但分析性的看法不多，读起来味同嚼蜡。本卷第20章在谈到巴西这两个传统政党时指出，它们的分歧主要在言词方面。两党都有类似的家族背景，农业寡头在两党中均占一半左右。自由党的另一半是自由职业者：保守党的另一半是高级官员。自由党的实力集中在城市，但在圣保罗州的核心力量是咖啡种植园主；保守党的实力在农村，但其代言人--官员、律师和医生却扎根于城市。意识形态对两党来说是次要的，甚至涉及不到。两党内均有温和派和激进派。温和派往往代表传统的土地贵族的利益，激进派则代表新兴的利益集团。自由党一旦执政就不愿比保守党走得更远；保守党一旦执政也可以履行自由党人提出的许多政策主张。
    第五，本卷的书目评论，内容丰富，概括性强，不仅对专业研究人员，就是对普通读者也有较大的可读性。关于墨西哥1873～1910年迪亚斯时期的史学著作，截至1958年已出了将近2000本。作者指出，这方面的著作有4本是代表性的， 即①胡斯托·谢拉的《墨西哥及其演变》（1901年墨西哥版），这是一本为迪亚斯辨解的书；②弗朗西斯科·布尔内斯的《忠诚的迪亚斯及其革命》（1920年墨西哥版），这是一本带有批判性的、迪亚斯政权聪明的捍卫者的作品；③约翰·肯尼思·特纳的《野蛮的墨西哥》（1910年和1960年美国版）；④卡尔顿·比尔斯的《墨西哥的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1932年美国版）。后两本书是美国人写的，对迪亚斯进行了最强烈的谴责。作者的评论会对读者起到导读作用。
    关于巴西近现代史，作者列举了3位建树最多的学者。 他们是：罗伯托·西蒙森，其代表作是《巴西工业演变和其他试验》（1973年圣保罗版）；小卡约·普拉多，代表作是《巴西经济史》（1949年圣保罗版）和《历史与发展》（1972年圣保罗版）；塞尔索·富尔塔多，代表作是《巴西经济》（1954年里约版）和《巴西经济的构成》（1959年里约版）。
    关于秘鲁研究，作者特别提到了本世纪60年代新一代秘鲁学者的工作，包括秘鲁人类学家何塞·马托斯·马尔在利马成立的“秘鲁研究所”。新一代的秘鲁学者常常修正历史编纂学的传统观点。作者还肯定了法国年鉴学派研究人员对安第斯农村社会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
    然而，笔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本卷仍感不甚满足：
    （一）本卷对各国文化史阐述不够。也许在第4卷第10章至第12章中，本书编纂者已从综合的角度作了交代，但作为分国叙述的一卷，单纯的政治史加经济史毕竟是不够份量的。人类进程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历史--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有机结合--的进程。如果缺少对文化财富的剖析和对文化理性的审视以及对它们传播过程和规律的描绘，很难称得上是一部完整的历史。
    （二）对墨西哥1910年革命的具体过程叙述得十分琐细，但一些结论性的看法因论证不够充分而过于浮泛。如作者认为，1910年革命与其是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内战”，“对这场革命的主要经济和社会成果，历史上没有确切的定论”（第153页）。作者如此确凿不移的看法，理应有详尽的论证才能为读者所接受。
    （三）关于1889～1930年巴西下层群众的斗争，作者在第21章中列举了卡努多斯运动、由塞罗教士领导的若阿泽罗城运动以及19世纪后半叶东北部的“渣滓运动”和1897～1914年安东尼奥·西尔维诺的武装活动等等。作者提到了他们漠视现存的社会秩序--警察和司法制度，夺取地产，攻打城镇，也笼统地肯定了他们的斗争获得穷人的支持，但缺少从社会历史背景上加以分析，以致读者难以从中获得清楚的答案。
    （四）对1914年后阿根廷经济停滞的分析显得较单薄。阿根廷经济上的大起大落在拉美史乃至世界史的舞台上落下了壮烈的一幕，作者本来可以悬河泻水，大书特书，但读了本卷第12章后，感到比较平淡，没有留下醒世的宏论。
    最后，笔者顺告读者，本书中文版第1、2和第7卷已在校对，第3卷即将发排，第8卷的翻译工作也在进行。全书出齐后， 可为我国学术界增添一部较为翔实而完整的拉美史资料。
    注释：
    ①见该书中文译本第185～18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