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米地亚王国算起，到巴列维王朝覆灭止，伊朗君主制（包括奴隶社会的君主制和封建社会的君主制）前后绵延了近3000年。为什么伊朗经久不替的君主制度由巴列维王朝画了句号，这就需要分析研究君主制发展到巴列维王朝出现的新的矛盾。所以本文拟通过分析巴列维王朝政治制度出现的危机来探求伊朗君主制度崩溃的原因。
    一从1925年12月礼萨·汁践祚为王到1979年1月穆罕默德·巴列维下台出走，巴列维王朝历经两代君主，延续50余年。按照巴列维王朝创立者礼萨·汗的初衷，在这50余年之前，伊朗的君主制度就该寿终正寝了。礼萨·汗掌权之初本来想效法凯末尔在土耳其创建共和国那样，在伊朗（当时称波斯，1935年更名为伊朗，为方便起见，行文中一律称伊朗）也建立一个共和国，但由于遭到宗教人士的反对，礼萨·汗放弃了实行共和制的打算，伊朗的君主制度又延长了半个多世纪。
    如果伊朗当时真的按照礼萨·汗的计划建立了共和制，那它也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不会正常发育的。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归根结底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在本世纪20年代，伊朗是改建共和制还是继续君主制，这并不决定于某个重要人物和某个重要的阶层或集团的意志，而是由当时伊朗的社会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物质因素决定的。宗教界的意见只不过是这种客观物质因素的反映。为了进一步探求当时君主制和共和制之争胜败的原因，这里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礼萨·汗的经历和伊朗当时的社会状况。
    礼萨·汗出身于平民阶层，14岁即参加了波斯哥萨克骑兵团，他由于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后来提升为哥萨克旅旅长。以后又靠武力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敏而好学，善于机变，逐渐成为当时政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本世纪初的国际风云变幻、伊朗满目疮痍的环境中，礼萨·汗民族主义的思想逐渐形成，他对恺加王朝的腐败和外国对伊朗的欺负深为不满。他崇拜邻国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凯末尔，把他奉为“心目中的上帝”。1923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凯末尔废黜了哈里发，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这对礼萨·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在当时，他已经逐渐掌握了恺加王朝的实权，决心要在伊朗实现凯末尔在土耳其已经实现的事情，即废黜国王，改君主制为共和制。他称：“一个健全兴旺的共和政体，总要比一个衰弱腐败的君主政体优越多。”
    其实，当时伊朗并不具备建立共和政体的条件。虽然，古希腊和古罗马也建立过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或贵族共和国，在意大利的威尼斯、法国的马赛等也曾出现过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城市共和国，但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礼萨·汗当时所要效仿的是凯末尔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但当时伊朗的社会状况不能与土耳其相比，在土耳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有相当大的力量。而伊朗当时还是一个处于封建的和半殖民地状态下的落后的农业国家，生产力低下，封建的生产关系占据统治地位，有不少地方尚停留在中世纪的社会状态；地方割据严重，许多部族各自为政；广大人民贫穷如洗，近90％的人是文盲。虽然早在19世纪下半叶伊朗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但在封建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伊朗的民族工业难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十分软弱。1905年至1911年企图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尝试的失败正是伊朗的这种社会状况所决定的。由此可见，在礼萨·汗上台时，在这样一块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并不存在建立共和制的社会和阶级基础，而落后的农业社会则是君主制继续存在的前提条件。
    我们再仔细考察，靠武功和权谋飞黄腾达的礼萨·汗当时真正的兴趣是建立自己的政权，提出建立共和制不过是想为废黜国王找一个顺理成章的理由。宗教界历来在伊朗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礼萨·汗清楚，在宗教领袖们强烈反对建立共和制的的情况下，如果坚持己见，就有可能失去掌权的机会。当时宗教界的意见正是代表着在伊朗社会上起主导作用的官僚、地主阶级等保守势力的利益，而支持共和的民主力量则十分弱小。于是，礼萨·汗权衡利弊便放弃了建立共和制的打算。宗教界的意见和礼萨·汗的主张只不过是客观上适应了当时伊朗的社会现实，也可以说伊朗的君主制度当时“气数”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