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的西方思潮涌进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空前的冲击和挑战。然而，正当我们怀着革故鼎新的躁动，以期待的心情吸取西方文化中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好借他人健身之术使自己迅速强壮时，我们发现西方专家学者早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就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摄取大量的成分，应用于实践，并取得成就。
    在人类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它对欧洲社会进程的影响不只是限于四大发明，无论是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启蒙运动、思辨哲学形成后的德国哲学革命，还是近代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以及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都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科学有着直接的联系。
    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心地转移到了法国，法国成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主战场。1789——1794年的法国革命，对欧洲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改变了法国本身现状，而且成为“各国政治改革之先声”①，影响了整个欧洲。
    法国资产阶级在举行政治暴力革命之前，有过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是由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文化巨子和革命者发起的。在政治大革命前夕，他们先是接过了启蒙运动时期代表人物们的中国文化观，又接受了传教士们新传去的中国文化理论，开始结合本国现状进行宣传和发动；他们曾汲取中国文化中的营养，创立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他们的观点和宣传，影响并武装了广大法国民众，从而掀起了法国政治革命的先声——思想革命。
    那么，这些大革命的先驱和发动者们是怎样从中国文化中汲收养分，创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点燃资产阶级革命的熊熊烈火的呢？
    首先从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起。孟德斯鸠之所以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早期先驱人物，是因为他创立的资产阶级法学理论和“三权分立”学说，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孟德斯鸠的法学理论核心，是“天理”下的“理性观念”。在他没有接触中国古代文化之前、头脑中毫无“理性观念”这一词汇的概念。这是因为在欧洲本土古希腊文化倡导的“悟性支配世界”学说中，以及在宗教神学必须对神意无限信仰的“理念”中，都找不到“天理”概念和“理性观念”。后来，他在巴黎读了传教士竺赫德和裴伦宁从中国寄去介绍清朝情况的函简和宋明两代儒学书籍后，兴奋异常。他细悟宋明理学倡行“天理”，明白了中国人所提倡“万物自然的法则”内涵；他反复咀嚼中国古籍中所说“凡一物必有一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皆有理”，悟出了这个“理”即是“法”，在中国“法”、“理”本为一物。于是，他用自己的话把中国古籍的记述重说了一遍，说：“法自其最大之义而言之，出于万物自然之理。盖自天生万物，有伦有脊，既为伦脊、法自弥纶，不待施设。宇宙无法之物，物之而法形焉。天有天理，形气有形气之理，形而上者固有其理，形而下者亦有其理，乃至禽兽草木，莫不皆然，而于人尤著，有理斯有法矣。”②没想到，这段话竟成了他1748年出版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一书的核心内容。正是这本书，才使他成为世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创始人。这本书轰动了欧洲，对民众影响极大，两年内竟然再版22次，成为点燃后来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颗火种。
    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倡行的“三权分立”政体，来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三权分立”学说的代表作，仍然是他《论法的精神》。读过《论法的精神》一书的人看出，孟德斯鸠这一学说的观点和模式，均来自中国的“四书五经”和当时清政府的政体结构。正是中国文化及其国家形象，才使他在书中构想出法国将来应建立的“民主公治”理性王国的轮廓，并提出在诸多方面都应仿效中国，以理性（人性）作为“民主公治新国家”政体的基础：“民主公治新国家”的国君，应以中国皇帝为楷模。“东方之君，彼逢部省水旱偏灾，犹有蠲除之诏令，此其所以施惠而流庆也”，“此西方君主所当仿行之仁政也”③；新国家的国风，应“效China”，因为“China（支那）之为国也，虽在专制，而俗之敦崇俭节，与民主公治之国正同”；政治制度，应“由单独一个人按照确定不移的法律统治”，因为“那是一种优良的政治制度”；新国家政府的国典，应参行中国政策，“支那大较皆力田缘亩之民也，劝农教稼，著诸国典。又其为法也，必使民得食其所耕，而无忧其或夺，故支那之盛，父母之政府也。”④这些论述，构成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之基础。正因如此，严复在分析“三权分立”学说来源时，才断言“孟氏此言之似吾六经也”。
    使十八世纪欧洲思想界出现中国理性热的第一人，是伏尔泰，而伏尔泰那些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和《人权宣言》问世起着奠基作用的光辉学说，其素材亦来自中国文化。伏尔泰并非唯物主义者，严格地说，他只是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泛神主义者。伏尔泰在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学习宗教神学的，但他接触中国文化后，竟发现它与欧洲文化迥然不同：中国文化不讲灵魂不灭，不说来世生活；就连中国人奉为至贤至圣的孔子自己也不以神或预言家自命，不讲神秘，只讲道德修养。他惊呼：世上“所有受教育的人，自古以来都是有神论者，孔子却不言神，孔子是完全有神论的模范……我们不能象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⑤他在攻研了中国“五经”有关道德论述后，对中国文化及孔子推崇至极，说：“道德是来自神的，到处是一律的，神学是来自人的”，“不认识赐给吾人以道德的天神，难道人们能更有道德吧？”⑥，他把孔子当成道德的神，把孔子的说教看成是神予的道德。在他看来，正宗的宗教可以不要，而道德的神给予的启示却不可不有。很显然，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