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在中国文化观念下，他开始以中国历史为武器，把矛头指向基督教神学。他用中国年代学驳倒了《圣经》的上帝创世说，他说：《旧约》记载的创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根据中国史推算，“China整个民族的聚居和繁衍有五十世纪以上的历史了”⑦。他用中国历史抨击基督教教会，说：“整个教会的历史是一部丑恶而肮脏的历史”⑧，而“中国却为一古国，其聪明而持久之制度极可惊叹，其宗教则为真正的有神教。数千年中国上流阶级的宗教是什么？祭天与崇拜公道！”⑨他在许多著作中，以中国文化为依据，抒发了对神学的新见解，从而形成了他的自然宗教观——“哲学的宗教”。他并不隐讳其“哲学的宗教”的中国文化内涵，他说：全世界都应“以支那（China）文化为人类理性的哲学文化”， “从而可以使娱乐你的一切都哲学化”⑩，因为“从前历史著作都因荒唐的杜撰而失去本来面目，可是从中国的历史（被欧洲）发现以后，进步的人谁也不会再相信作为惰性权威的《旧约》世界史的谎话了”（11）。由此可见，伏尔泰“哲学的宗教”所倡导的全世界都应以中国文化为人类理性的哲学文化，实质上，就是伏尔泰的中国文化观。
    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的“哲学的宗教”观（即中国文化观）最可贵之处，倒不在于正当欧洲有许多思想家提倡以科学的历史研究法来代替延续几千年的宗教史观时，他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下，完全实现了这种方法，而在于它对人类历史进化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就是说伏尔泰在利用他的中国文化观——“哲学的宗教”，对教皇、教会、僧侣的腐朽黑暗进行愤怒揭露和抨击的同时，热情地讴歌了中国文化，并且大声疾呼：欧洲、法国必须革命，欧洲很快就要出现由中国理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的疾呼对法国民众的觉醒，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他告诉法国人民说：“当中国已是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时，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12）“全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便写得合乎理性。”（13）接着，他站在法国民众前列，以中国文化的理性观念为武器，向教会宣战说：“你们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疯狂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地产，把我们践踏在你们脚下，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养得肥头胖耳。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14）伏尔泰用中国文化的理性观念武装法国广大民众，对教会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无疑是他一生中的光辉业绩。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人权宣言》的问世，起有不可估量的启蒙作用。
    伏尔泰一生对法国大革命爆发乃至人类社会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共有三个闪光点：除“哲学的宗教”外，还有他那以中国儒家道德观、性善观和自然观为核心内容的自然神论和社会政治思想学说。由于他从在华传教士送往欧洲的报告中发现，中国是泛神主义的国家，所以把中国的宗教完全解释成理性的宗教，他称赞孔子“述而不作”等道德教诲，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需要出发，专教人以遵照理性，从事人类最纯洁的道德实践。他认为“孔子能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洁的认识”，是因为孔子唯以德教人，要求人们的一切举止行动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理性，“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的结果（15）。伏尔泰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赞许和追求，使他成为一名自然神论者，形成了与基督教神学理论针锋相对的自然神论学说，他自己承认：他的自然神论就是中国的理性观念；他所倡导的自然神教，就是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与欧洲盛行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的“理性宗教”。
    从伏尔泰所有关于自然神论学说的论述中，随处可以发现，他的自然神论的最大特点，是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为准则，以儒家思想为规范，使天赋与理性、文明的发展与理性的进步达成统一。正因为如此，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学说中，才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的雏型——主张人民有人身、财产、言论、宗教信仰等资产阶级的自由权力的字样！他在解释这种思想来源于中国儒家道德观时说：“我读了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得他所说的，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虚玄……而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有的只是人们的平等自由。”（16）这位十八世纪欧洲哲学的一代宗师，以儒家“性善说”为武器，以平等自由为口号，对基督教的性恶说进行了体无完肤的剥露，深深地唤起了法国民众的革命热情。
    卢梭是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影响最大的人物，他被人们公认为“法国大革命造因之渠魁”。卢梭与孟德斯鸠、伏尔泰不同，他的思想中心不在哲学上，而在政治理论上。他是欧洲最早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以及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人。他的思想，为法国资产阶级提出了一整套民主革命的理论，这对法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但人们却不曾注意到：不管是他那被恩格斯誉为一部“辩证法的杰作”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还是他那影响全世界多少代人的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及其辩证法思想的“基本素材”来源，除了他几十年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对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则是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子的自然观念和孟子的“性本善”学说。
    卢梭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家和著名学者。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他在他的朋友、“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那里读了老子的著作，异常振奋。“尤其是他被陶醉于自然怀抱里的那几天，使他与宇宙混为一体，他比任何西方人更能体会东方意义的完善的狂喜”（17）。不久，他便发表了《论科学和艺术》一文。几年后，他又写出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在此书中将老子的“自然浑沌”观念稍加修改，便改成了“自然状态”学说，但他在书中的立论和观点，几乎全部使用老子原来的语句。他说：在国家产生之前，人们在绝对孤立的“自然状态”下生活，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社会的不平等，没有技艺，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也没有联络，对他们的同类没有任何需要，也没有损害任何同类的欲望；人与人之间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人们有的，只是天赋的自爱心和怜悯心，即不要法律，也不要国家，漂泊在原始森林中，过着自由、平等、健康的生活（18）。卢梭在总结老子叙述的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生活时说，这就是人的“天赋本性”、“自然权利”——即天赋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