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两个国家中，伊斯兰教在群众意识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沙特信奉的是较温和的逊尼派，而伊朗信奉的什叶派带有更强烈的政治色彩。这还不是它们的主要区别，关键问题在于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在沙特，统治者把宗教与沙特王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使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成为问题，并努力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好处。国王把自己称为“两圣地的仆役”。统治集团禁止西方意识形态对沙特传统的浸染。与之相反，伊朗的两代君主都力图限制宗教界对政治的干预，并不顾群众的接受程度，强行推广世俗化政策，在疯狂地实行现代化过程中，让西方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侵入伊朗，大大伤害了笃信真主的伊斯兰教士和教徒们的感情。为了进一步加深政策分离，巴列维国王与伊斯兰教传入前的波斯王朝接宗，为此于1969年国王举行了耗资1亿多美元、空前盛大的纪念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的庆典，此举遭到各界的非议。在“白色革命”中，国王为了打击宗教势力，进一步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对宗教界加以限制，引起宗教人士极大的不满。这样，巴列维王朝自己为加强反君主制的伊朗伊斯兰什叶派的势力帮了大忙。
    （三）前面提到，伊朗人口数倍于沙特阿拉伯，这不仅是一个人口数字的差异，而且反映了统治集团人数与被统治阶级人数比例的不同。在沙特，属于沙特家族的王子王孙就有5000人，整个沙特家族估计有2万多成员。 沙特家族还通过有目的的政治联姻把有威望的和可能是有潜在危险的家族、宗社和部落集团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沙特家族统治体系，其中的重要成员担任着国家关键性的职务，大臣会议的成员中近1／3属于沙特家族。沙特家族200多年来在这个阿拉伯半岛中心地域的主导地位，使沙特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以统治家族名字命名的国家。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不能与之相比。礼萨·汗基本上是单枪匹马杀入政界和登上权力的顶峰的，巴列维王朝没有家族基础，伊朗人把它看作是篡位的暴发户。因此，在伊朗面对广大群众的只是统治集团中的极少数人。
    （四）两国的社会结构都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但两国统治集团对这种现象的处理方法不同。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沙特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在社会上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时候，尽量使大多数居民不至于绝对贫困化，它比人口几倍于它的伊朗实行了更多的社会保障，发展了许多社会福利事业。统治阶级用巨额的石油利润来安抚劳动阶级，尽管为此所需的费用仅占石油收入的一小部分，但就其绝对数量来说已足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平息低层人民对上层统治阶层的不满。伊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封建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资本家与工人、富人和穷人、城市和乡村以及外国资本家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极度尖锐化了。到1978年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80％的私有财产集中于只占人口总数1％的人手中， 在现代化和改革中得利者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生活十分贫困，统治者让这种现象任其发展，结果造成绝大多数人不愿再忍受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社会分配的不公和人民群众生活的贫困化往往是一个政权倒台的直接原因。
    通过以上的比较并不是说沙特王权不存在危机或君主制可以永远存在下去，这个问题是需要另外专门写文章加以论述的，这里只是在比较中进一步说明君主制终止于巴列维王朝的一些特殊原因。
    注释：
    ①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页。
    ②见《亚非拉》杂志（原民主德国出版），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