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素丹尽管热衷于改革，特别是军队的改组，但他无法使正在逐渐解体的帝国重新团结起来。帝国的疆土一块块地被分裂了出去。这种情形日趋严重，仅靠西方武器和西方服装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伊斯兰教必须实现深刻的精神上的更新才行。
    在埃及，19世纪末，有两人曾做了很多更新精神方面的工作。老师叫哲马尔丁·阿富汗尼。生于1839年，据说是穆圣后裔。他一生中大部分岁月是在流浪中度过的。他曾在君士坦丁堡住过一个时期，后来到了开罗、印度，又到过巴黎和伦敦，晚年再回君士坦丁堡。回到君士坦丁堡之后，他实际上成了素丹的囚徒，因为素丹害怕他毫无顾忌地发表反英言论。哲马尔丁相信，伊斯兰教所需要的不是仿效欧洲，而是要重新发现自己的力量和美德。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明，他主张全世界的穆斯林摒弃争端，在一个哈里发领导下，团结一致，对付外来的统治者--基督教国家的进攻。由于他完全漠视下层群众的利益，阻碍伊斯兰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独立的进程，结果，为奥斯曼帝国的素丹所利用而失败。
    哲马尔丁在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和他喜欢去的咖啡馆里，常常吸引着一群仰慕他的学生，其中有一位来自尼罗河三角洲的农家子弟，名叫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这位学生，后来因赋予哲马尔丁的思想以更深的意义，最终成为现代伊斯兰教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和哲马尔丁一样去西方旅行，但不同于哲马尔丁的是，他乐于接受在西方发现的一切先进东西，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他作过这样的比较研究：欧洲是朝气蓬勃的，思想上容忍不同派别存在，而伊斯兰却是顽固保守的。他提醒人们注意这一对比。他对当时的伊斯兰教是那样的不满，以至西方人以为他是不可知论者。西方人很难相信，一个穆斯林竟然会觉得基督教徒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比他自己所持的看法更为优越。
    阿布杜并非不可知论者，恰好相反，他相信对伊斯兰教正确理解，会使人孝义两全。他说：“穆圣认为社会和个人都必须有美德”。因此，穆斯林社会的性质应该是一个善良的虔诚的穆斯林所关心的事情。他称一个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法律，把过时法律应用在现实社会中的做法，只能导致内部的衰败。他主张，法律要随着国家的情况而变。他劝告穆斯林们要首先认识自己。
    为了达到此目的，阿布杜要求自己为实现两种基本改革而不断努力，一个是穆斯林学校和大学的近代化，另一个是阿拉伯文的纯洁化。阿布杜在世时，这两种改革都没有能够完成，他本人虽然于1899年被任命为埃及的伊斯兰教法典诠释官，已经是全国地位最高的司法官员，但最终未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取得统治者的合作。他的改革主张后来由他的弟子推行，终于使20世纪伊斯兰教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阿布杜的学生之一，奈希木·阿明，提倡妇女解放。他宣称伊斯兰教所以衰退，是由于对妇女的压迫。一个健全的社会，基础在于家庭，而当妇女毫无权利，不能有所主张时，家庭生活就变坏了。后宅和面纱都与伊斯兰教的精神不合。
    阿布杜和阿明等人把伊斯兰教过去怎样，现在怎样，将来又可能再和从前一样等区别开来。他们的这种见解，在20世纪对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些国家中，有的由此决定，放弃一个统一的伊斯兰的旧概念，从事建立非宗教的新国家；有的则以为，“区别”意味着提倡精神力量的再生，这种精神力量，强大到不仅可以重建新的伊斯兰教，还可以容纳外来的思想和行动方式。
    在土耳其军队中，有一名年轻的军官名叫凯末尔·阿达图克（1881～1938），他致力于在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完全脱离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国家。1919年，他发动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革命。于翌年4月， 在安卡拉成立了国民政府。他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于1924年废除了传统的穆斯林服装，禁止使用阿拉伯字母，从而使公民们不能再读阿拉伯和奥斯曼王朝的教科书；用西方法律代替伊斯兰教法律；取消了哈里发制和素丹制；宣布星期五不再是正式的聚礼日。总而言之，他的新土耳其摒弃了旧伊斯兰教的一切。他的目标是：将经济、文化、行政、社会、私人生活……各个方面的伊斯兰痕迹，彻底从土耳其的土地上清除掉。
    在其他地方，现代的穆斯林领袖们发觉，在接受先进社会的思想文化的同时，不排除自己的传统，是一件可能的事。事实上，他们早已在重振过去的雄风，并以传统作为建立一种新意义的统一文化的基础。伊斯兰教已经证明它本身和基督教一样具有弹性，也和西方一样能够接纳新思想。伊斯兰教的知识分子甚至有可能达成新的一致，把穆圣所极力宣扬关于虔诚、博爱和正义的各观念，向改变了的世界作新解释，也许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为伊斯兰教带来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