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前后突尼斯、摩洛哥的近代化改革运动，是近代亚非国家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又一浪头两国改革以军事近代化为核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初步具有近代化特征。这两个马格里布国家不仅在改革内容上有相当的共同性，且在时间上有延续性。笔者欲将两国改革结合一起研究，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
    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世界历史的大变革、大转折时期。这场变革始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随即发生的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大陆相继开始了这一进程。18、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最终确立，欧洲率先走上了近代化道路。这一变革深深改变了世界：曾同欧洲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亚非国家被其远远抛在了身后，成为欧洲列强欺凌、掠夺的对象；同时，它也标志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落后的亚非国家将摈弃闭关自守，学习先进的西方，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走上近代化之路，突、摩两国的近代化改革，也正是这一大转折时期的历史产物。
    从18世纪末叶起，英法等欧洲强国对全世界的扩张迅速发展。这种扩张由西东渐，在世界上引起了资本主义的欧洲同其他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冲突。地处地中海南端、同欧洲近在咫尺的突尼斯和摩洛哥较早受到冲击并处于这场冲突的焦点上。19世纪初，列强加紧了侵略步伐。1819年，英、法、俄等列强在埃克斯·拉·沙贝尔召开国际会议，正式通过了禁止突、摩等马格里布国家海盗活动的计划。①列强此举，旨在铲除两国海上防御力量。早在1817年，摩洛哥已在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取消了全部海盗舰队。1827年，突尼斯参加土耳其镇压希腊革命远征，在纳瓦里诺与前来干预的英、法、俄三国联合舰队遭遇，全军覆没。这一结局，为两国二百多年的海上优势划上了一个句号。自此，列强更肆无忌惮地加紧侵略。19世纪中叶，突、摩与列强连续发生几次较大的武装冲突：1837年，法侵入突尼斯境内，后因英国反对而撤出。1844年，法又以摩洛哥支持阿尔及利亚抗法力量为借口，多次入侵摩东部边境。1844年8月，摩、法双方在摩东部重镇伊斯利决战， 摩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战后，被迫与法签订了丹吉尔协议，保证永不支持卡德尔抗法力量，并与阿尔及利亚重新划定边界。1859年8月，摩又与西班牙爆发得土安战争， 再次失败。这两次战争的结局不仅表明摩洛哥在军事上再也无力与欧洲抗衡，同时也“标志马格里布盛誉的衰落”。在列强的胁迫下，突、摩两国先后被迫与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以1830年法突条约和1856年英摩商约最有代表性。其主要内容有：废除垄断贸易，实行“贸易自由”。如英摩商约规定：“不列颠政府和摩洛哥素丹政府之间存在相互的贸易自由”（第一条），“摩洛哥素丹保证，取消所有垄断权及对进口商品的禁令”（第二条）。其次，承认外国领事机构在司法、行政上的特权。法突条约第四条规定：“列强今后可以在他们所要求的摄政国的任何地方建立领事馆和商业机构，不受任何地方法律限制。”而英摩条约则更明确规定摩洛哥任何官员、法官均不得干预英国侨民和摩洛哥人之间的纠纷。另外，在关税上，规定由签约双方协定关税，其中突尼斯所征进口税只有3％，摩洛哥则规定不超过10％。
    列强在突摩两国的作为，充分印证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②无疑，这将加剧突摩同欧洲强国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冲突。尽管两国统治阶级并未认识到这种冲突来源于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性，但对由此导致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至少已经切身感受到了。
    在外国商品倾销的打击下，两国的经济陷于无法解脱的危机之中。廉价商品的涌入，使当地手工产品渐被排挤，传统手工业遭到致命打击，其中以纺织业所受打击最为沉重。摩洛哥到19世纪末前，“纺织业行会已经完全消失。”突尼斯的制帽业，曾是国内外销最好的行业，土耳其帽畅销土耳其和北非所有穆斯林国家，但当法国和奥匈帝国生产该产品并参与竞争后，其出口总值急剧下降，由于销路被阻，许多作坊不得不停工。这一趋势大大改变了突、摩的贸易方向和进出口比值，外贸逆差更为严重，以摩加多尔为例，仅同英国，1864年外贸逆差就达169.5215万法郎，古累特港在1861年到1865年间，出口额仅占进口额的53％。③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严重影响政局的稳定，危及中央政权。为解决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增税等措施，无异于杯水车薪，反而激化了国内固有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地方势力乘机割据，制造分裂，1868年摩洛哥最大的一次内乱，就是由斯塔兹地区的卡伊德本·马德尼发动的，叛乱持续一年才平息。列强的殖民活动，又对分裂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更是两国社会内部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央集权衰弱、分裂因素增加，表明整个封建机制开始运转不灵，而国家独立主权受到的威胁和侵犯，更严重地危及两国的封建统治，即使两国统治者尚未意识到这是世界大变革所带来的剧变，但外侮和内忧已迫使他们迅速作出回答和抉择。照旧统治下去显然已不可能，唯“变”才是挽救民族危机和封建统治的唯一途径。西方通过近代化而强盛的事实，无疑给了他们某种启示：而19世纪埃及和土耳其初具近代化特征的改革运动，又直接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模式和仿效的榜样。在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时代造就了象艾哈迈德贝伊（1837～1855年在位）、摩莱、哈桑素丹（1873～1894年在位）以及赫雷丁首相（1875～1877年在任）这样的明君贤相，他们怀着深沉的使命感，以国家民族和益为己任，希望以变革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还在1830年法军入侵阿尔及利亚时，尚未继位的艾哈迈德就预感到“此后欧洲设下了威胁整个马格里布的阴影”。哈桑成人后亲眼目睹了国家不断衰弱，由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认为只有“走上变革之路”，国家才能富强。19世纪70年代，突尼斯名相赫雷丁提出了同样的思想，其成熟程度更高。他认为，对落后国家来说，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是向欧洲学习，“西方文明是一股强大的潮流，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④在他们周围，云集了一大批具有革新思想或标榜革新的官僚以及“半官方人士”，到19世纪中叶前后，两国改革势力已占主流，在突尼斯，具有革新思想的马穆路克占据了政府主要部门，成为“影响突尼斯改革的一个显著因素。”在摩洛哥马赫雷内部，也形成了一股以“安达努西亚人”⑤为核心的改革势力。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近代化改革在突摩两国相继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