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仅仅还是封建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调整，不但与经济、军事近代化不相适应，而且也无法满足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及革新派官僚的要求。商业资产阶级经济势力的增长，必然要反映到政治要求上来，一部分革新派官僚也希望限制王权，取消专制建立政治参与制度。赫雷丁曾就欧洲的历史教训谈到，君主专制将“导致权力的滥用，最终使国家衰亡”。⑩这股思潮也正中欧洲列强下怀，实行欧洲式的君主立宪，正好可以借此扩大其政治影响。终于，在各方力量推动下，19世纪六、七十年代，突尼斯自上而下开始了“塔斯图尔”（立宪）运动，标志突政治近代化的开端。1857年9月被称为突尼斯人权宣言的“基本公约”的颁布拉开了立宪运动的序幕，1861年1月颁布宪法将其推向高潮。1861年宪法是立宪运动的最大成果， 它不仅是突尼斯也是阿拉伯世界第一部宪法。该宪法以英法宪法为蓝本，全文共13章114条，主要内容有：设60名议员组成的国务议会，任期5年，每年更换1／5。规定议会有权废黜贝伊（第9条和20条），各大臣须向国务议会负责，议会亦有权制裁（第20条），规定议会是“条约和法令的保卫者，是全体人民的权利的保卫者”。宪法还第一次把西方的分权制引入突尼斯，其中立法权分别赋予贝伊和议会，行政权归贝伊和大臣，司法权归议会和地方法院。（11）1861年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尽管新的近代政治体系并未因此建立，但对千古一系的封建制度来说，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
    摩洛哥的政治改革较之突尼斯，则是“迟到的改革”，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也许正因为如此，其政治变革未曾经历深入演进的过程，就在来自内外的压力下夭折了。摩莱·哈桑素丹的改革对加强集权是强有力的：他撤消了拥兵自重的18个大卡伊德，代之以330个小行政区，使新委任的卡伊德位卑言轻，不能违抗圣命。针对封建机构的贪污受贿等弊端，他采取了严格规定维齐尔（大臣）的职责，建立监察机构、发放薪金、定期派出监察官员等措施。但在哈桑统治末期，政治改革遇到来自宗教阶层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巨大阻力，更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国际环境已不允许其改革深化下去。
    外来势力的参与，是突摩两国改革的又一特征。特定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两国实现民族自强自立的唯一手段是学习先进的西方，进行近代化改革。而两国却面临这样的现实：西方列强正处于殖民主义上升时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决不会允许两国因此强盛与之抗衡。列强之所以一定程度上赞许和支持两国改革开放，恰恰因为这给他们提供了加强控制、渗透的机会，并筹划了政治经济一整套计划，试图将两国的改革纳入殖民化轨道。正如阿卜杜拉·拉鲁伊指出的：在他们眼里，“近代化、自由化、殖民化变成了同一词。”（12）为实现其目的，列强千方百计参与两国的改革进程， 在重大决策上向两国执政者提供“建议”。莱昂·罗什1855年任法国驻突领事时，其使命就是为了“加快20年以来突尼斯走法国道路的进程”。由于他精通阿拉伯语，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很快被穆罕默德贝伊（1855～1859年在位）引为知己，很多改革决策总是先征求其意见。英国驻突领事理查德·伍德作为英殖民政策的代表，也千方百计参与突尼斯政事，1861年立宪运动时，他亲自参加了宪法的修订工作。在摩洛哥，法国军医利纳雷斯对改革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他1877年随军事使团来摩，因医术高又常给王室成员治病，深得摩莱·哈桑素丹的信任，成了素丹的特别顾问，利纳雷斯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谈到，素丹“总是特别地给予我工作上的便利”。在哈桑的改革生涯中，利纳雷斯是对其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902年他返回法国时，法政府对他的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突摩两国来说，近代化事业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借鉴的过程往往难以掌握。多数改革措施只是单纯的模仿和照搬。譬如，由英、法军事使团训练的正规军从编制、军阶无不与英法相同，甚至连军服都相仿。经济领域也是如此，绝大部分工厂是本国土地上的外国工厂，有的连工人最初都从国外招聘。象突尼斯的太尔布巴军毯厂，曾是两国最大的工厂之一，有135台机器，工人140余名。1846年兴建时，一百多名工人全部从法国招募，以后才逐步由本国青年接替。在政策上，对民族强盛的急切渴望又常使决策者们显得矫枉过正、急于求成。两国在如何引进技术、资金以及保持矿产资源、公共设施的主权等问题上均有失误，给列强的渗透和控制以可乘之机。特别在利用外资上，一味靠举借外债来解决资金紧缺，不啻是火中取栗。突尼斯就很典型，从19世纪60年代起，连连向法、英告贷，先以人头税作抵押，最后竟将关税抵押出去，1866年赤字达4200万法郎（13），1869年宣告财政破产，由法国为首成立的国际财政委员会接管了突尼斯财政大权。结果，列强不但“控制了政府的新经济事业”，而且逐渐操纵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命脉。自然，这与改革领导者们的初衷和人民的意愿是截然相悖的。为此，两国总结经验教训，最初试图走平衡木来避免受某一大国控制，如突尼斯在法国工程师承建公路后，马上把铁路修筑权卖给英国；摩洛哥则从各列强国家聘请技术人员，以均衡其利益。当他们意识到这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列强的干预后，又决心废除同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来保障改革政策的实施。19世纪80年代摩洛哥废除保护制的努力便是一例。1880年2月，摩莱·哈桑以照会形式通知丹吉尔所有欧洲领事机构，郑重宣布保护权停止生效。但在1880年5月召开的马德里国际会议上，英法等列强断然否决了摩洛哥的要求，结果，会议不但未废除保护权，反而肯定了摩洛哥与列强在此问题上的所有条约，这次会议还“开创了一个可怕的先例，从此每一项改革没有列强的允诺便不能进行”。
    这一切不能不使改革领导者们感到困惑和彷徨。赫雷丁晚年对改革持怀疑态度，他说，“因为人民的气质、风俗习惯、教育情况以及气候条件都不相同，把一个国家的制度照搬到另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14）最后，他们又希望回归传统，从传统中找到民族自强的支撑点，以此来抗拒外来势力的干预和渗透。这显然也非万全之策。而且，随着欧洲列强“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15）的来临，无论哪一种对策对两国的最终命运都已经是无力回天，两国终未象东方的日本通过近代化改革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而象大多数亚非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