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逐步革除封建俸禄制度：第一步，在1869年奉还版籍后， 废除了藩主与家臣的主从关系，同时大量削减了武士的俸禄。第二步，从1873年12月开始对俸禄课税，并劝俸禄不足一百石的武士将其奉还，对奉还者给予现金或公债的补偿。第三步，从1875年9月起，把俸禄由稻米改为现金，由于折换率的变动， 支付额由以前的2260万日元降为1768万日元。第四步，1876年，政府命令所有领取俸禄者一律献出俸禄，然后发给一份公债证书，所发公债从第6年起分30年偿清。 每年的支付额约一千万日元，从占政府岁入的1／3下降为1／6。至此，所有俸禄被赎买殆尽，武士的俸禄特权彻底废除，庞大的武士阶层因为失去了存在的经济依据而被最后消灭⑤。
    3.帮助前武士解决生活出路，使之能够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
    （1）实行“士族授产”。政府鼓励并资助前武士移居到北海道等新开发地区，向他们廉价出售土地；设立国家银行保障武士的投资；成立专门机构，向武士提供工商业贷款。从1876到1882年，由政府贷款建立的这类工商业组织约有200家， 涉及到造船、建筑、水泥、肥料、制盐等行业，约有10万名前武士参与了这些企业的工作⑥。
    （2）提供政府部门职位。明治初年，政府任命了大批前武士担任官职，其比例高达中央官职的70％和地方官职的78％。警察也皆由前武士组成。一些具有专门知识的武士为学校所吸收。1882年，东京大学的67名教职员中，有48名出身于武士，国立学校的教职员中，前武士达72％⑦。
    （3）提供再学习的机会。1890年，东京大学的毕业生有90％出身于武士⑧。
    明治政府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解决了武士问题，对日本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对俸禄的处理，不但使政府的财政负担大大减轻，而且根除了武士作为封建等级的经济依据，使庞大的武士集团逐渐解体，从寄生阶层转化为与近代化相关联的社会成员，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它还使纯粹消费性的封建俸禄转化为与近代化生产相联系的资本原始积累。俸禄为公债所取代后，其持有人往往将它投入银行业。1880年，国立银行的股权中，华族和士族共占75％以上⑨。银行向近代企业提供它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由此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武士的转化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有用人才。政府对武士的赎买和重新安置，使之有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出路。他们虽不能像以前那样坐享其成，却也各得其所，在社会上有了固定的立足点，不但可以生存下去，还有了发展的希望。这就极大地削弱了武士的反抗意志，使容易激化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使明治初年的士族叛乱难以集合起全国的武士力量，即使连号称“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也未能使多数武士听从他的号令，去推翻新政权。这就为近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和安定的环境。总之，明治政府的武士政策化腐朽为神奇，为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作出了贡献，也为东方国家的近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然而，明治政府武士政策的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日本人民为赎买政策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只注重从结构的角度处理武士问题，而忽略了思想层面的改造，致使封建色彩浓厚、主张愚忠愚孝的武士道思想在日本社会长期延续，成为近代化的隐患。
    三思想层面改造的滞后与近代化的畸变
    明治政府在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和民主制度时，忽略了思想层面的改造，没有相应地引进近代的科学和民主思想。因此，尽管武士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消失了，其思想却保留下来，武士道精神成为所谓立国之本，导致了近代化的畸变。
    明治政府中近代化改革的指导者们多出身于武士，他们深受武士道思想的影响。所谓武士道，主要指的是封建忠孝伦理观。它强调基于封建主从关系的“忠节”和“武勇”，崇拜日本刀，提倡敬神信佛，主张惟首领之命是从。明治初年，由于对外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交涉失败，政府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于走德国式的近代化道路，即以暴力和军事立国。他们提出了“失之于欧美，取之于亚洲”的侵略扩张国策。主张把因西方侵略而受到的损失，从对朝鲜、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得到补偿。
    这种政策的出现，有它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在东方国家遭到西方侵略和近代化冲击的时候，如果失去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自认为劣等文化和劣等民族，必然丧失抵抗意识和抵抗能力，不能有效地集合起全民族的力量进行抗争，难以维护独立，挽回利权，实现富强。因此，保持民族的尊严和自信，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条件。但是，当时的日本既没有像西方那样，经过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的熏陶，确立了自主人格观念和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实现了人的近代化；也没有在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因为经济的紧密联系而形成一体化的近代民族意识，产生足以领导近代化的新兴阶级。然而，为了抵御西方侵略，实现独立富强，又迫切地需要一种能够为日本人民所接受的精神凝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们很自然地去求助于武士道思想。
    日本的近代知识分子多出身于武士，为了避免遭到沦亡的厄运，他们赞成改造以至消灭武士阶层。然而其内心却又对武士昔日的辉煌地位深怀留恋之情。因而在需要精神支柱又缺乏近代阶级和近代思想的时候，他们便抬出了曾经使他们深以为荣，并且据以凌驾于其他一切阶层之上的武士道精神，企图以武士道的复兴，来补偿由于武士阶层的消亡而在内心感到的巨大失落。早在明治维新前，日本著名的近代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就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近代化指导思想，即学习西方的机器、枪炮等形而下的物质文明，以补充“义理纯明”之学的不足，并坚持固有的封建政治制度⑩。桥本佐内也主张：“仁义之道、忠孝之教由吾开，器技之工、艺术之精取于彼。”（11）这种思想在当时具有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意义，但也埋下了武士道复活的种子。维新之后，近代化精神领袖们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他们开始承认制度层面也有必要进行变革，但对以传统的神道教和儒家忠孝观作为立国的精神之本，他们仍然毫不动摇，提出了“和魂洋才”的近代化指导方针（12）。这一思想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尽管在德育问题论战时，伊藤博文和福泽谕吉等人反对以儒家的“仁义忠孝”观作为学校道德教育的原则，但是，以武士出身的人为主组成的明治政府依然将“和魂洋才”和“忠君爱国”作为基本国策，并以天皇《教育敕语》的形式公之于众，宣称：“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此乃我国体之精华也。”它不但是教育的渊源之所在，而且是“子孙臣民俱应遵守”的修身之大德（13）。这一纲领在日本实行了半个世纪，它对国民的影响不可低估。在日本几次侵略朝鲜和中国时，日本均表现出近乎举国的狂热和拥护。即使一些主张天赋人权，追求自由民权的民主主义者也深受其影响。早期民选议院的组织者板垣退助等人在宣传“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的民主思想时，竟然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增加我天皇陛下的尊荣”⑩；在日本侵略台湾时，他们也鼓吹编练义勇军，以应“国家危急之需（11）。可见在他们的思想中，民权、尊皇与侵略已奇妙地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