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对外政策变幻莫测，其外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样，就苏联战后外交政策演变的原因进行探讨和研究，对于认识苏联战后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探讨苏联战后外交政策演变的原因。
    一
    影响战后苏联外交政策变化的国际因素很多，诸如第三世界的出现、洲际导弹的问世，能源危机、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等等。我们着重探讨一些对战后苏联外交变化有持续性影响的因素：
    第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战后初期是两极世界，国际格局基本上是由美苏这两极所支配，当然，由于苏联在两极中处于劣势，其国际战略处于守势。总之，战后初期苏联外交的战略目标是设法与美国抗衡。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变化发展，两极格局开始动摇，世界上新的政治、经济权力中心逐渐形成。这些变化首先是两大阵营内部的变化：在西方阵营，法国首先举起反美控制大旗，以后，随着西欧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日本经济的崛起，西方阵营离心力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尽管仍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但他们更需要独立自主、加强联合。在社会主义阵营，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国家要求独立自主地确定本国内政外交的方针、政策，在相互关系中实现真正的平等。随着这股潮流的发展，苏联对其控制力逐渐削弱。这样到60年代中期，两大阵营先后瓦解。其次，第三世界的崛起并成为世界政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到7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国际格局--多极世界。基辛格曾将世界划分为美、苏、中、日和西欧五极，尽管此种说法值得研究，但它至少表明两极格局已经受到严重挑战。新的政治、经济力量中心的出现，使苏联对外政策受到了多种政治力量的影响，制定外交政策要考虑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纵观苏联战后外交政策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到苏联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如战后苏联和美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实质上是由于从60年代开始，第三世界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苏联千方百计想把第三世界控制起来，以增强抗衡美国的实力。到80年代，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苏联不得不面对现实调整外交政策。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从“体系理论”来看：苏联战后外交，在两个不同，但又有关系的政治结构中运转：其一是国际体系；其二是社会主义阵营次体系。当然，严格地说，社会主义阵营仅仅是两极冲突之中的一极。在本文中把它看作为影响战后苏联外交政策演变一项独立的因素，是因为此项因素对战后苏联外交影响深远。可以这样说，不了解战后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就难以理解战后苏联外交。战后，欧亚一些国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树立起的威信，苏联控制了社会主义阵营，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内政外交上都向苏联看齐。战后斯大林时期的外交政策即基于这个现实。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大国主义倾向越来越引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满，社会主义阵营中独立自主的力量逐渐加强。40年代，只有南斯拉夫脱离阵营，50年代，虽有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还是维护了团结。到6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终于以中苏分裂而瓦解。从此，中国更加旗帜鲜明地奉行起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另外，东欧各国也时时表现出独立性。这样，苏联外交不但要受国际体系中权力中心的制约，而且也要受次体系中各个国家的牵制。尤其是中苏冲突对战后苏联外交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
    第三，美苏军事战略均势的变化。“均势”，即权力平衡。军事战略均势，即指军事实力的平衡。军事实力是外交的最终支持，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决定它需要什么样的军事实力，而军事实力也可以部分地决定这个国家能具备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因此，战后美苏军事战略均势的消长，有力地影响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变迁。从战后到60年代初，美国基本上维持了绝对的战略优势。1949年苏联试爆的第一颗原子弹，1953年，苏联在美国完成第一次氢弹试验一年后，即取得这方面的成功。但是，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苏联与美国相比，仍处于军事战略劣势。因此，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外交战略基本上处于守势。即使到赫鲁晓夫时期也基本上采取了这种守势，赫鲁晓夫后期从古巴设立导弹基地到拆掉导弹基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就苏联方面来看，加强了战略导弹的研究和生产，逐渐赶上了美国；就美国方面来看，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及70年代石油危机引爆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再加上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被迫收缩其战略攻势。这样，美苏军事战略处于平衡状态。例如，1972年5月，第一次战略武器限制协定签订时，美苏各拥有其某方面的优势，但总的说来，两者平分秋色。因此，此时出现了美苏争霸的局面。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在军事战略均势上处于优势。例如1980年具体资料表明苏联在常规武器及核武器方面已超过美国。因此，这个时期苏联外交战略转变为攻势，在美苏对抗的外围地区发起攻势。80年代初里根上台执政以后，加强了战略核武器的研究和生产，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想在新一轮军备竞赛中拖垮苏联。苏联迫于国内经济的困难，在新一轮军备竞赛中，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苏联的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
    第四，核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发展以及苏联“核观念”的变化。此项因素可以看作上一项因素的特例。这里把它作为一项独立因素来分析，是因为战后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可将敌人甚至全球毁灭，这是军事科技史上质的飞跃，并且对传统的军事学说和战争理论提出了挑战。那么，这项因素是如何影响苏联外交政策呢？我们看到，战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变迁与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大体上是吻合的。战后斯大林时期，尽管继美国以后苏联立即掌握了核武器的制造技术，并爆炸成功，但总的来说，还未认识到它给军事理论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还沉浸在常规部队的千军万马之中。赫鲁晓夫时期。逐渐认识到了核武器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迅速发展核武器，并在1959年建立战略火箭军，（苏联五大军种之一）以此为依据，大量裁减其他兵种。同时，苏联也看到了核战争的可怕后果，于是提出美苏缓和。和平共处的思想，外交上处处吹嘘“缓和”。赫鲁晓夫任期内，苏联的核力量迅速壮大，但是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于是赫鲁晓夫把导弹运到美国的鼻子下--古巴去，想以此改变战略上的力量对比，但由于美国的压力，被迫放弃。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方面继续发展核武器，同美国进行核竞赛：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核武器的毁灭性结果，不敢冒核风险，在美苏争夺的中心地带不与其直接对抗，而只在外围地区稳扎稳打。这个时期，苏联在外交上的强硬与收获，固然有利用美国战略上的收缩等有利因素，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苏联力量（特别是核力量）上与美国平分秋色有关。进入80年代，由于美国为了“重振国威”，准备同苏联进行新一轮的核竞赛，而苏联又力不从心。同时苏联领导人对核武器又有了所谓的“新思维”。这样引起了苏联外交的重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