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八线”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接受日军投降的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定在北纬38°线横穿朝鲜半岛那段纬度线上。这条分界线在本文里往后简称为“38线”。关于38线产生的历史，国内论著除个别的外，大多简单地提为经美苏两国政府商定的，至于如何商定，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商定的，则语焉不详。更有个别的说，“雅尔塔会议还规定苏美分别占领朝鲜北部和南部”，“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苏两国参谋长还确定了38线作为苏美两国的军事行动分界线”。又有的说，这条分界线是杜鲁门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向苏联提出的。甚至在美国，38线的倡议国，也有一些论著，如译成中文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李奇微的《朝鲜战争》就有类似上述的那些说法。所有这类说法都是不正确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都没有讨论和决定以38线为美苏在朝鲜受降的分界线。美苏两国军事人员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讨论过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分界线，但这条分界线是两国海空军在朝鲜地区的作战分界线（大约从日本的北端起，横跨朝鲜的极北部，见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既不是两国在朝鲜的地面作战分界线，更不是受降分界线。至于首创38线划分建议的并非来自马尼拉的麦克阿瑟总部，而是出诸华盛顿的五角大楼。
    38线划分是通过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电告斯大林， 他已批准作为接受日本总投降的盟国最高统帅的麦克阿瑟发给日本帝国总部的“总命令第一号”和8月16 日斯大林复杜鲁门电，表示他同意“总命令第一号”而确定下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经两国政府商定的首尾（《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
    “总命令第一号”规定了美苏中英还有澳大利亚等盟国接受日军投降的区域划分。其中有关于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接受日军投降的38线划分的规定。斯大林在8月16日的复电中对“总命令第一号”提出若干修正意见，但修正意见中没有提到38线划分的规定，这表明斯大林同意38线划分。
    受降区与作战区一般是相一致的。“总命令第一号”就是按盟国在战争期间的作战区域划分盟国受降区域。因此，“总命令第一号”不难确定盟国受降区的划分。但是，在朝鲜半岛上，在日本投降前，既没有划分盟国地面作战区域，也没有达成过任何有关划分受降区的协议；可是，竟然能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一两天之内通过美苏两国政府首脑的电文往返就确定了两国在朝鲜的受降区以38线为界，这令人感到有些蹊跷。
    一
    1945年8月10日，日本决定投降并要求停战。这时，苏军在8日宣战之后正大军压境，水陆兼程，直插朝鲜北部，大有席卷全部朝鲜之势。而这时美军还远在中国东海之外的冲绳岛。美国眼见自己单独占领已不可能，最多只能争取分区占领。因此必须在规定日本总投降的命令中定出在朝鲜半岛上分区受降的划分。但如何划分，在什么地方划线，这对于当时正在五角大楼开会的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院部协调委员会来说，一时拿不出主意。于是出席会议的陆军部部长助理请当时也正在五角大楼参加“作战计划参谋联席”研究日军投降的林肯准将迅即提出一条美苏在朝鲜受降的军事分界线建议，并转告他，国务卿的意见是尽可能让美军多往北占领朝鲜地面。林肯考虑到既要从受降的军事要求出发，又要照顾到国务院的愿望，更要掂量苏联接受的程度，认为不宜沿用半岛上任何传统的行政区划线，以免被人认为美国在搞什么政治性的领土安排。他的这种观点在后来美国史学界争论38线的用意问题时被称为纯军事观点，用以证明划分是本不存有政治用意的。林肯带着这种思想，朝着挂在他办公室墙上的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一张地图扫了一眼，立即断定那横穿朝鲜的北纬38度线是一条合适的军事受降分界线。于是他便叫正在奉命草拟“总命令第一号”的两位陆军上校博尔斯蒂尔和迪安·腊斯克到隔壁一间房子里去研究，在半小时内提出一条在朝鲜的美苏两国受降分界线建议，并告诉他们国务院的要求和他个人的考虑。博尔斯蒂尔和腊斯克研究后，认为北纬38度线是一较好的分界线，将釜山和仁川两港口和古都汉城包括在美军受降区内，而且2／3以上人口和农业发达地区也都在分界线以南，可以将国务院的政治要求和军事能力尽可能地结合起来了。但他们担心，这条线超过了当时美军能力所能到达的地段，如不经苏方同意，美军是占领不了那么远的。但他们仍将38线作为美苏受降分界线提了出来，并且写进了“总命令第一号”。8月11日凌晨，“总命令第一号”草案全部拟出，并送往“作战参谋联席会”审核。在审核中，海军上将马赛厄斯·加德纳主张将在朝鲜的美苏两军的受降分界线从38度移动到39度，这样可以将大连包括到美军受降区内。但林肯不同意，理由是：苏联不会接受一个不把辽东半岛包括在苏军受降区内的降区划分。林肯打电话问主持三院部协调委员会会议的助理国务卿詹姆士·邓恩。邓恩在电话上说，朝鲜比大连重要。于是，38线划分在“总命令第一号”中被保存下来。
    二
    如此重要的分区占领，为何不早与苏联协商，竟迟至日本投降，苏军涌进朝鲜之后才彻夜开会，单方面提出划分？这是缺乏远见，末预为之谋，还是中途改变计划，弄巧成拙？现在看来是原子弹作怪，影响了美国对结束日本战争和对苏态度的政策。
    朝鲜和整个东北亚到1945年5 月已成为华盛顿领导层研讨对苏政策的一个重要关注方面。这时他们当中以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和代理国务卿格鲁为代表，加上当时正在华盛顿的驻苏大使哈里曼将起源于战后欧洲的冷战意识搬来观察亚洲问题，担心东北亚变成第二个东欧，朝鲜为第二个波兰。斯大林愿意苏联周边由一些孱弱的的邻国所组成，这个想法并不限于东欧，对东北亚亦复如此。他们主张美国应在远东扶植一个能与苏联抗衡的力量，应重新审查雅尔塔协定，并力主立即召开美苏英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促使苏联同意美国的东北亚的政治安排。不过，对于与苏谈判，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为时尚早。他说，美国如要在朝鲜和中国问题上“把事情都抖出来与俄国人闹翻”。美国必须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地位才行，“在外交上投下了这么大的赌注，而自己手里却没有王牌，这是不可思议的。”他所谓的王牌（他又叫同花大顺）就是原子弹。史汀生的对苏政策思想是以实力作后盾求得他认为的美苏均势，而两国的军事均势在他看来是美国得以最终实现其在亚洲政治目标的基础。说到底，他认为：美国排斥不了苏联扩张其势力于其军事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除非美国要以兵戎相见。他要求杜鲁门推迟与苏谈判。杜鲁门听从史汀生的意见，推迟了三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召开。国务院并为会议又作了进一步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