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后来波茨坦会议没有讨论朝鲜问题。7月22日，第6次全体会议上，莫洛托夫提出讨论朝鲜问题，主持会议的杜鲁门有意识地未让这个问题在会议上讨论起来。
    原子弹试爆成功，这对美国如何结束对日战争，如何对待苏联，有了新的考虑。
    7月16日，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试爆成功。次日上午， 斯大林往波茨坦的“小白宫”拜访杜鲁门，提到苏联将在8月15日参加对日作战， 比原在雅尔塔预定的8月8日推迟了7天。24日，史汀生告诉杜鲁门， 马歇尔认为打败日本可以不再需要苏联帮助。史汀生还提到第一颗可用于轰炸日本的原子弹将在8月1至6 日准备停妥。
    现在手中有了原子弹，还需不需要与苏谈判？这次7月在波茨坦和5月在华盛顿一样，美国决策层里发生争论。不过，这次哈里曼与史汀生站在一起，力主在波茨坦与苏谈判，逐个敲定中国和朝鲜问题，达成一个严格的规定，不留有任何可能会引起苏联滋生误会的余地。但国务卿贝尔纳斯则不然，断然反对在波茨坦与苏谈判，认为谈判徒劳无益，不会带来任何积极成果。他的策略是拖住苏联不让它在日本投降之前参战。为此，他设法阻挠当时正在进行的苏联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又故意不让苏联事先知道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内容便向新闻界发布了公告，在史汀生和贝尔纳斯的这两种主张中，杜鲁门接受了贝尔纳斯的意见，不在波茨坦与苏联谈判。不过，在扔原子弹的作用问题上，杜鲁门与贝尔纳斯的看法不尽相同，相反，而是抱有与5月间政策辩论中史汀生提出的相同的思想。他认为：不但中苏谈判，甚至日本投降也阻止不了苏联对日宣战；苏联可以不接受、乃不承认日本人的投降。杜鲁门不在波茨坦与苏联谈判是有其更深层的考虑。他并没有一心扑在中苏谈判之成与不成上。他更多考虑的是原子弹对苏联的影响，它既可减少美军的伤亡，更可增强美国在美苏对抗中的地位，限制苏联既在东北亚也在东欧的影响。杜鲁门想以原子弹打败日本后再与苏联谈判，让苏联人看看原子弹的威力。
    杜鲁门原以为原子弹扔下后会“迫使俄国重新考虑它在远东所处的地位”。苏联在远东的地位将被降低。这时与苏联谈判，美国将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事实上，苏联地面部队在战败法西斯德国后已是举世闻名的雄师，迅猛挺进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而且，日本帝国又迅即崩溃，这更是华盛顿决策者们未曾料到的。形势发展对美国十分不利。
    于是，这时被迫重新考虑其远东地位的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战争结束的进程未有按华盛顿的算盘发展，没有出现日本在苏联参战之前投降的事，出现的将是苏军占领整个朝鲜半岛。苏军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将产生一种危及美国在整个东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安全的战略前景。
    形势如此严峻，如之何则可？如何能在东北亚和苏联保持一个军事均势呢？这是华盛顿自1945年5月以来所面临的第三次抉择：5月，推迟谈判；7月，拒不谈判；这次8月，只有单方面采取行动，迅即抢占地盘一策了。
    身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对形势看得较清楚。他这时想起7月在波茨坦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的一次建议，于是在8月10日致电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力主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维护美国的利益。电文中说：“我建议这些登陆是应至少去接受关东半岛和朝鲜那里的日军投降。我不认为我们要受什么约束，尊重什么苏联的作战区。”
    哈里曼的电报是和日本要求投降的照会同在8月10日这天到达华盛顿的。哈里曼建议的单方面采取直接行动的强硬政策正是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这时准备采取的政策。这第三次政策抉择没有发生争论。在紧急关头，战后东北亚的政治势力的划分是靠信赖对手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千钧一发的情势下，只有军事占领是唯一能迅速解决矛盾，确保自己政治目标的有效手段。8月11日，杜鲁门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作出安排，迅速在日本投降之后占领那时还没有被苏军占领的大连和一个朝鲜港口。这个朝鲜港口是指离仁川不远的汉城。杜鲁门这一指示实际上就是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实施他们自己曾在7月26日在波茨坦订出的同时占领东京、大连、汉城，以及早日占领中国另一个在华北的港口的计划，也就是哈里曼在8月10日电报中提出的那个建议。
    可见，体现在38线划分中占领汉城和南部朝鲜的计划是早已有之的，不待腊斯克等两位上校在8月11日至12日的凌晨匆忙划线时才第一次出现。林肯准将和腊斯克等两位上校的历史作用在于他们在拟定“总命令第一号”划分受降区贯彻执行领导机关的意图时具体地将这条受降分界线定在38线，他们的名字就和38线划分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
    三
    斯大林为何接受38线划分建议，将眼看就要全归苏军解放的朝鲜半岛让出一半给美军占领？斯大林很可能将杜鲁门的建议看成是意在划分势力范围，不单纯是为接受日军投降。朝鲜曾是日俄在19世纪末争夺的对象，沙俄当时想取得鸭绿江口岸龙岩浦、鸭绿江流域的木材、特别是南部朝鲜的不冻港口的特权。日本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想进一步将朝鲜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日俄曾有两次表现出它们想以38线为界，划分它们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对这段历史，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温故而知新。1896年，日本山县有朋曾向沙俄建议，日俄以38线为界，划分两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当时沙俄以俄国业已承认朝鲜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为理由拒绝了日本的建议，但心里实有三条未说出的拒绝理由：担心引起英美插手，局势复杂化；划分后，俄国得不到朝鲜南部的不冻港；认为俄国自己迟早会控制全部朝鲜。1904年1月，日俄战争爆发前夕，沙俄政府指使其远东军司令官：如发现有日军侵入38线以北，必须立即迎战。这表明沙俄已视38线以北的朝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两条材料说明日俄两国都是想把整个朝鲜或者至少将靠近自己的半边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1904～1905年间，日俄交战，结果俄国丧失了它在朝鲜和其它远东地区的权益，这些权益转归日本所有。对于这次丧权辱国，俄国人没齿不忘，决心有朝一日，要湔雪前耻，恢复权益。斯大林本人就曾说过：“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国的战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俄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这一天已等了40年。”（见《斯大林文选》）这样看来，斯大林在看到杜鲁门的38线划分建议时不是没有可能联想到山县有朋的建议，从而想到美国是否也在想划分势力范围。从斯大林对待美国建议的态度看，他似乎有这种看法的倾向。他是将他的接受美国建议看作是他对美国作出的一种重大让步，这应该可以说是肯定无疑的。斯大林在复电中提出的修正意见有三条，其中一条是要求应将北海道的北半部划入苏联受降区内。这条要求实际上是斯大林要美国以此作为苏联接受38线建议的报偿。要美国同意苏联占领北海道北部，那是一种重大的利益调整。由此可见，不是他斯大林作了重大让步，他是不会要对方付出如此重大报偿的。不过，人们知道，斯大林在外交斗争中，往往先声夺人，但揆其实际，则是审时度势，从不冒失莽撞，有时反而以让步求得了最佳利益，当让步有把握于已无损的时候。
    当杜鲁门坚持不让任何盟国分享占领日本列岛的时候，斯大林权衡得失，决定接受美国建议。斯大林不会为一个眼前尚无绝对把握独占朝鲜的风险而去危害业已在雅尔塔取得的恢复苏联在更大范围权益的前景。在1945年8月中旬，在远东最关紧要的利益是维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实施。因此，审时度势，斯大林没有拒绝杜鲁门38线划分的建议。应该说，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是有所克制的。难怪20年后升任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国务卿的腊斯克上校作战参谋这时听到斯大林接受了38线划分不免心里吃了一惊，斯大林竟让美军占领超过美军当时力所能及的地区。
    9月8日，美军在靠汉城的仁川登陆。随后苏军撤离汉城，美军也未占领大连。美国在东北亚的前哨阵地划在南朝鲜和日本。划分美苏在东北亚势力范围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似乎得到了补充和发展。
    本文于1991年10月5日收到。
    本文参考的论著主要有：马克·加利乔：《冷战在亚洲的开始：美国的东亚政策与日本帝国的崩溃》，1988年；布鲁斯·卡明斯：《冲突的产物》，1983年；詹姆士·I·马特雷：“冷战的掳获物”，《太平洋历史评论》，1981年5月，第50期；威廉·L·兰格：《帝国主义外交》，1934年，第一卷； 彼得·洛：《朝鲜战争的起源》，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