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84年美国商人首次抵达中国海岸，中美两国开始建立联系以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已经走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坎坷路程。两国的关系在经历了初期短暂的基本平等的阶段之后，便一直处于以“望厦条约”开创的不平等格局之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的国民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已经完成了从与多个列强保持大致均等的关系到逐步全面追随美国的重大转变。自此，美国在中国的地位更是列强中首屈一指的了。同时，由于中美结盟共同抗击中国最凶恶的敌人日本，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和寄于的希望达到了最高峰。史迪威将军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参加领导对日作战的。
    一
    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认为中日问题的解决。“于军事之外，不能不运用外交”①，制订了“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的外交方针。②蒋介石在对各国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③，因而是“唯一可以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④。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订了战时对美政策，认定“远东问题，尤其是中日问题之解决，实有赖于美国。中国惟美国马首是瞻。中国之政策视美国之态度而决定”⑤。这一政策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主要的方面却是对国民政府抗日态度的消极影响。根据这一政策，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在“外交、军事、经济各端，莫不集目标于华盛顿”⑥，抗日所依力量的重心明显偏移。实际上，蒋介石是想利用美国的力量解决中日问题，因而放弃了竭尽全力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努力，这就使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笼罩着一层浓厚的阴影，而其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史迪威事件”。1940年7月，美国的一次调查表明仍有46％的美国人宁愿让日本控制中国而不愿冒同日本打仗的危险，反对者仅占12％。⑦美国政府也认为东亚对美国的利益只具有边缘意义，无意援助中国和对日本的对华侵略采取干涉行动，对来自中国政府及私人要求美国的支持和援助的呼声基本上保持沉默。直到1940年9月日本终于正式同德国结盟，罗斯福和美国舆论界的领导人物才相信中日战争的结局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安全，才感到对中国只表示一点同情是不够的。于是从1941年5月起，中国获得了接受美国“租借法案”援助的资格，8月，美国开始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中美关系出现转机。1941年12月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战争打到了美国人头上，太平洋反日同盟形成，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双方的联系因此空前密切起来。
    美国战时对华政策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有效地进行战争。”中国的任务是牵制住日本在中国的军队，使其腾不出手来，直到盟国在欧洲的主要任务完成再说。第二是“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与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以便中国在战后站在美国一边，“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⑧。而要实现这两个目标，“要改造中国，非蒋介石及其政权莫属”⑨。从1942年元旦起，美国开始积极援助中国，决定成立中国战区。为此需要“一支经过改革和整齐的中国军队，在一名美国指挥官的领导下，和美国并肩作战”⑩。当时蒋介石为了开辟一条通向白宫的特别渠道使中美合作有一个政治象征，为了有一个美国人出面来调处中英之间的麻烦，为了便利于国民政府获得租借物资，主动提出需要一名美国将军担任他的参谋长。这样，美国挑送了史迪威，授以他陆军中将职出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以及中国战区蒋介石的参谋长。
    1942年3月，史迪威抱着可以大显身手的雄心抵达重庆。然而， 当他一到中国后便和蒋介石发生了矛盾，以后，随着对日作战的进行和形势的发展，他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最后，在史迪威来中国仅仅两年半而对日战争尚未结束之时，由于蒋介石坚决抵制美国政府由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要求，罗斯福不得不召回史迪威，从而演成了二战时期中美关系中引人注目的“史迪威事件”。
    史蒋矛盾集中反映在缅甸战役、租借物资分配以及中国军队领导权等问题上，而它们又都归结为一点，即是否全力、有效地进行对日作战。美国方面希望中国全力以赴地打击日本或者至少尽可能地拖住日本，以免日本军队南下太平洋，造成美国在太平洋上大的牺牲；蒋介石政府却另有打算，一方面借共同抗日不断要求更多的美援，一方面则以低姿态对待抗击日本，直至抗战胜利，一直采取单纯防御、保存实力的方针，以备战时和战后对付共产党。在缅甸战役和整编训练中国军队问题上，史迪威要求多使用中国军队；蒋介石对此心存疑虑，一来担心损失他的军队，二来更担心军队实行美国式的改革会引起国民党政权的内部危机以及失去对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部队的领导权，因而在行动上总是迟疑拖延。在租借物资分配上，蒋介石要想自由处置分配物资的用途，史迪威却坚持租借物资只能给予抗日的部队，用于“强有力地从事战争”（11）。在中国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史迪威想要掌握调动使用中国军队的全权，包括动用共产党部队对日作战，蒋介石对此绝不会答应，他以软磨硬拖竭力加以抵制。
    史蒋矛盾以1944年9月罗斯福以极为严厉的口气再次要求蒋介石把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而白热化。因蒋对此点坚不肯让步，最后，罗斯福被迫作出妥协。
    这样，从表面上看来，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值得重视的是，自史迪威调离中国后，中美关系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中国方面而言，蒋介石等人深深感受了“受人接济，被人轻侮”（12）的大痛苦，感情上受到很大伤害。他们认为美国允诺得太多而给予得太少，并且提出的条件让人难以容忍，如要求从根本上重建中国内部政治及军事方面的权力均衡等。至于美国方面，一个上将级高级将领被“逐”回国，引起了朝野极大的震惊和失望。这首先表现在美国政府以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原职时未再要求给予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此时，马歇尔对蒋介石的愤愤之情难以言表，美国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同情史迪威、揭露国民党政权统治的高潮，这对后来美国援蒋反共政策的坚定性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仅仅一年多以后，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只有6％的人愿意帮助蒋介石（13）。当时及以后一段时期的情况说明，虽然美苏冷战在发展，美国在中国内部问题上经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无效后采取了僵硬的扶蒋反共立场，但美国公众援蒋的积极性并没有随反共情绪的增长而上升，相反却随蒋介石“将星陨落”的暗淡前景而下沉。这种情况完全可以从美国朝野因“史迪威事件”而受到的感情伤害中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