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迪威事件”充分暴露了中美两国关系中矛盾冲突的一面，其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除了双方战时目标及双方合作中的一些具体作法存在不协调和矛盾外，双方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反映这件背景的双方在交往中的思维及行为特点亦是一根本的深层的原因。
    就中美双方的战时目标和各自对对方政策看，差距是很大的。由于蒋介石认定国内共产党势力的存在和发展是较日本侵略更为严重的心腹之患，其对美政策着重在借助美国的力量解决中日问题，同时借共同抗日要求美国提供尽可能多的美元和物资，以增强自己将来与共产党争夺天下的实力。当然，蒋介石也不是完全不打日本，但他更关心的是利用美援以备解决国内问题。与此相反，美国认为战争时期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尽快打败日本，为此中国应避免打内战，也不能将租借物资挪作他用。为了这一最大的目标，美国政府甚至设想过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共同抗日。这样，一方要以反共为要，一方要以抗日为首，双方目标发生了抵触，这就对战时中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双方在交往中充满了抱怨和失望之情，史蒋矛盾正是在这种格局下展开和爆发的。因此，双方战时目标及政策的冲突是导致“史迪威事件”最直接的原因。
    另一个直接也很重要的原因是中美两国的性质、实力、体制及内部政治状况完全不同。由于前两个不同，两国间虽然是盟国的关系，但政治上的不平等仍处处可见。国民党政府在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均依赖或有求于美国，这一方面使得两国关系十分紧密，但同时也是引起不平等及其诸多争执、怨恨的根源。后两个不同造成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面临许多技术性甚至实质性困难。如中国内部存在着的国共矛盾，它使得中美合作一开始就与中国内部的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了。又如史迪威一心想要改革中国军队，这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体制难以衔接，结果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均感到怨愤难以合作。
    此外，双方在合作中由于一些具体行事方式引起对方的反感也是史蒋矛盾即中美冲突的一个原因。如在要求蒋介石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一事上，罗斯福以极为严厉的口气通知蒋介石，史迪威更是亲自向蒋传达这一要求，这使蒋介石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交出军队指挥权本身已触动了中国政府敏感的神经，加之在这样一种不友好的态度逼迫之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即使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不是交给史迪威，即便没有共产党的问题，蒋介石也未必真正会象他后来所表示的那样愿意由史迪威之外的任何一位美国将军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又如租借物资的分配使用权，美国因担心蒋介石政府挪作他用，援华物资起不到预期的作用，于是坚持由史迪威掌握分配权，这完全不同于美国对得其他盟国的办法，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极大不满。因为这两件事都涉及到史迪威，蒋介石对美国作法的不满集中史迪威一身就是不难想象的了。同时，中国方面的一些作法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反感。如蒋介石以美国提供五百架飞机和每月运进几万吨战略物资作为出兵缅甸的交换条件，使美国人认为不近情理到了敲榨勒索的地步，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上述双方的这些作法大大伤害了双方的感情，加剧了中美间的不协调的史蒋矛盾。
    其外，中美两国不同的历史经历、文化传统以及这些经历与传统作为背景在双方交往中的思想及行为上的反映，也是导致这一事件产生的间接和深层原因。自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上世纪晚期，美国已大致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其资本主义制度正充满着活力，随着经济持续增长，美国社会的资本阶级滋长着一种向外扩张的力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更大作用的欲望。与此相对，此时中国却处在封建社会的衰落之中，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辱，中国社会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经历着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由于中国在近代世界体系中已经论入受人欺负宰割的从属地位，中华民族过去在辉煌的古代所孕育的自信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交织着民族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两种情绪的痛苦心态，在中外交往中，中国几乎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从十八世纪末美国人由于寻求海外贸易的机会而与中国发生了联系，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关系在两百多年中的发展充满了矛盾和曲折。1844年中美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以前，在美国和中国政府间尚没有外交往来。美国当时还是一个不甚发达的国家，中美交往只是少量的贸易关系，而两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仍属平等。但美国借中英鸦片战争之机强迫中国鉴约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美国人对中国还有一些尊重，那末自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受失败，彻底暴露了清朝政府外强中干和腐败无能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便变得横蛮起来，对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望厦条约”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良心不安。自此，中美关系进入长期的不平等状态。在整个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对华一般都追随英国的作法，依靠英国的炮舰迫使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增加贸易口岸，扩大对外贸易，并且，美国与其他列强一样，还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了协订关税、领事裁判权以及在内地传教等等特权。
    当历史即将进入二十世纪之时，面对各列强国在中国土地上展开空前的激烈争夺而导致中国被瓜分的危局，美国政府抛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正如许多美国学者所评价的那样，并非有丝毫为中国着想的动机，相反，它仅仅表示了美国的利益而已。而且，美国在要求中国对它开放门户的同时，在国内却正进行着激烈的排斥华工运动，这一强烈的反差明白地显示出美国对中国所抱的自私和不平等立场。尽管如此，由于“门户开放”的基础是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和独立，客观上似乎是抑制了列强对中国的进一步瓜分，因而这一政策不仅在后来获得了中国的好感，并且其戏剧性的效果还直接为美国人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觉，即美国是中国的保护者。
    “门户开放”政策出台的时期，正值美国人由于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从而开始设想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新的、有帝国风格的角色，而这种自我意识的新形象也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二十世纪初时美国社会中出现的进步主义新潮流（包括当时兴起的一股反对早期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争取社会平等的新思潮）也促成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变化。这时，虽然许多美国人仍然鄙视中国。但另一些人开始怜悯中国人，而他们的共同看法是中国人落后，需要美国的指导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化的世界。他们希望按照美国的方式改造中国。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后，一些美国人认为这是在仿效美国，因而感到高兴，但塔夫脱总统仍然要在新政权允诺尊重美国既有的在华经济权益之后才予以承认。威尔逊政府似乎更倾向于保护中国，威尔逊的“和平纲领”给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带来莫大的希望，然而，威尔逊的理想却被他自己在巴黎和会上断送了。尽管如此，许多美国人仍然保留着美国是中国的保护者那样一个幻觉，而这种幻觉后来又由于华盛顿会议签署的“九国公约”（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得到加强。由于存在着这种幻觉，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这样一种想法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很大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影响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关于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也是需要探究的。最初，中国与美国打交道是被动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与美国人的生意和进行交往。因此中国政府与民间都缺乏主动了解美国的内在愿望。直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在他开眼看世界的努力中才开始注意收集和了解美国的基本情况。而从林则徐以及稍后的魏源，他们将美国理想化了，这在当时特别是以后对中国人的美国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广东的一些与对外贸易有关的地方官员认为美国人较英法人要“恭顺”。鸦片战争中，为了抵抗英国的侵略，林则徐曾考虑“联美抗英”的以夷冶夷之策。林则徐第一次尝试着将美国作为处理中外关系中的一件平衡力量，而这种以夷冶夷的策略手法，在后来的中外关系的发展中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国藩等人又重提利用美国对付英法，但事与愿违，结果是清政府又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之后，李鸿章、黄遵宪等将美国纳入他们关于东亚权力均衡的构想之中，指望美国帮助解决琉球危机、朝鲜危机、调解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但中国政府的希望仍然是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先是袁世凯想把美国势力引入东北以抵制日本对东北的控制，未获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对日本趁英法等欧洲国家无暇东顾之机大肆对华扩张，袁政府以及后来的段祺瑞政府又都将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列强间所定的关于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原则的谅解上，特别盼望美国出面干涉日本的行动，同时希望获得美国的财经援助，但美国对此反应冷淡，并尽量避免在直接对华问题上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这样，我们看到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种怪圈：中国凡在对外关系上出现危机时，当政者中的一些人总是对美国寄以希望，想在实施以夷冶夷中加以利用，当这种愿望一次次碰壁后仍乐此不疲。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历届中国政府和士大夫阶层对美国及其对华政策缺乏准确的了解。首先，他们夸大了美国的在华利益；其次，对美国在对外事务中的“孤立主义”传统及其力避因对华问题与其他列强发生冲突的原则缺乏深刻的了解；再次，他们对美国政府制订政策的程序更属隔膜。